一、活在光影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电影史上有着行星爆炸一样的变革威力。新浪潮在法国风起云涌,新鲜刺激的简约拍摄和前所未有的纪实风格也席卷着好莱坞。罗杰·艾伯特生活在那个最坏也是最好的年代。那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美国有最糟糕的种族歧视,也有最自由宽松的片场制度。艾伯特生长于斯坦利·考夫曼所说的“电影的一代”。他了解真正的狂热,会挤在影院外的长龙里,就为了一睹珍·茜宝美丽的脖颈和戈达尔狂躁的跳接镜头;在科埃德影院外的雨中怀揣着火烫的心焦急等待着去观看《去年在马里昂德巴》,“希望在艺术中找到真理”。之后,他一直在创造着自己和电影的冒险故事,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成为美国电影文化的一部分:1975年,他驾车在伯格曼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片场探班的路上走失了方向。不过,他没有错过丽芙·乌曼说起伯格曼的转变,说他如何在艰难之后变得更加宽容;之后的几年中,他曾坐在导演罗斯·梅尔租来的轿车中,行驶在伦敦的黑夜里,带着性手枪的成员希德·威瑟斯去商店买宵夜。那是他对希德的最后回忆;他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认识了踌躇满志的马丁·西科塞斯,看到他的热情和才华。他们一起去曼哈顿喝巴多莉诺酒,畅谈一整夜。
1967年,艾伯特在芝加哥太阳报开辟了自己的电影评论专栏。影评人宝莲·凯尔称赞他的文章是“美国当今最好的影评”。他体现的不仅仅是潇洒文笔,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还有极富预见性的眼光,仗义执言的勇气。入职没几个月他就第一次亲眼见证了一部经典的诞生——《邦妮与克莱德》。当时,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对这部充满暴力的电影毫无信心。首映后主流媒体的评价充斥着“肮脏”、“白痴”、“野蛮”等毫不留情的字眼,电影也在短暂的上映后就因为不良反响被撤下院线,只赚得了250万美元的零星收入。唯有艾伯特激动万分地写道:“这是美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它是美国今年的最佳影片,也将会是六十年代的代表作。”他告诉观众它如何反映了当时的新闻媒介对暴力行为的过度渲染,那是关于每个人真实生活的一部电影。很快,时间显示了它的威力,证明了艾伯特的明智。从音乐排行榜到奥斯卡颁奖典礼再到全球时尚界,《邦妮与克莱德》刮起了经久不衰的旋风。在杂乱汹涌的新片浪潮中,引导观众看到电影真正的本质,这是一个伟大影评人的职责。艾伯特做到了最了不起的事:告诉其他影迷一部未被发掘的杰作。
在美国还没有引进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的时候,艾伯特就找来英国发行的录影带在课堂上播放并与学生反复研究其中的道德和哲学观。当观众纷纷从1968年《2001:太空漫游》洛杉矶的首映式上退场表示失望,好莱坞选择背弃库布里克这个宠儿时,艾伯特又“荣幸”地成为了先于大众十年感受到影片的诗意与辉煌的影评人。当大众为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提出的种族问题和迈克·摩尔在《华氏911》激进的政治观点产生异议的时候,艾伯特说,电影的好坏不该由它的政治观点来决定。他总会引导那些被煽动的情绪专注于电影的主旨与特质。他钦佩并欣赏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对于电影的想象力和不断进取的野心,哪怕后者声望渐退,他仍坚定不移地表示出自己的支持。许多美国观众因为艾伯特的评论,才真正认识到《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其中蕴含的宏大幻想,这为赫尔佐格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喝彩。赫尔佐格说,艾伯特是最后幸存的猛犸象,通过话语让观众体会到电影的热情和活力。他让人们去思考看电影的时机和原因的重要性。
二、伟大的电影
“我最大的乐事之一是看到一部好电影遇到知音。”
好莱坞的七十年代充满幽暗神秘的流光溢彩,功成名就的导演都在那时候奉献了巅峰之作。但昨日难以再现。如今,商业片成为了电影工业的主导,广告商渗透进艺术产业。曾沐浴在经典中的艾伯特眼睁睁看着好莱坞加工出大量暴力、粗俗、烂制的青年喜剧,片商只对19岁到25岁的观众感兴趣,因为他们爱好简单、容易操控。迈克尔·贝这样的动作片导演成为了市场新宠,他的作品有更巨大的爆炸场面、更震撼的音效、更快节奏的画面。艾伯特看到学生不再关心经典,对黑白电影嗤之以鼻,这些不断下降的观影素质和品位的庸俗化都令他不齿和痛心。不能只靠每年的奥斯卡守护电影艺术的最后阵地。与其费劲唇舌与年轻观众争论《搏击俱乐部》是否缺乏思想内涵,《蓝丝绒》又是如何徒有其表,不如向他们推介经典。从1997年开始,他在任职的《芝加哥太阳报》开辟了专门介绍经典老片的专栏,每两周一部,开始罗列他“伟大的电影”的片单。
其中有他永远的首选《卡萨布兰卡》,他曾经在上映之初就大加赞许的《邦妮与克莱德》、《2001:太空漫游》,还有他多次从不同角度分析过的《公民凯恩》、《现代启示录》和《愤怒的公牛》。还有一些他从未写过的,比如《于洛先生的假期》、《将军号》。其中很多他都看过数遍,逐个镜头地仔细研究过,保证它们的艺术价值没有因为反复观看而褪色,反而让人更加难以忘却。它们都是无可置疑的里程碑式作品。这些文章没有什么晦涩的专业词汇,用生动的笔触带读者走进他的电影视野,包括他亲身经历或者听闻的奇闻轶事,凸显了这些伟大作品的传奇色彩。他相信一部好的电影能让观众成为更好的人,能在短暂的时光里让他们忘却自我,投身于银幕上的时空,感受从未有过的情感。他希望更多人了解小津,不仅仅是他的反视觉构图,还有他的人文关怀。他通过不同年龄对《甜蜜的生活》的迥异感触,揭示了不同境遇与环境改变着人们的观影态度,诉说电影如何告诉你人们的欲望和恐惧。这些电影在他的笔下如生命一般光彩照人。
在十几年后,市场的情形似乎没有好转。无休止的翻拍、不断推出续集与视觉3D成为了主流,独立制片与纪录片面临更加狭窄的市场。艾伯特直言,这源自人们的惰性,他们依赖重复观看熟悉事物带来的美好感觉,阻碍了原创力的发展。他常担心电影院与帐篷马戏团一样遭受灭顶的厄运,一直坚定地维护影院体验。他不断努力通过自己的评论帮助大众在拥挤混乱的市场中找到方向,提高他们对电影和文化的需求。
三、被忽视的真相
在《艺术家》的试映会上,艾伯特看到一些人还未坐定便退出了放映厅,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一部黑白默片。主流媒体和美国影评人协会的一致称道,让它获得了商业上的回报,但大多数外国电影、艺术片和纪录片都没有这样幸运,它们已经多年被商业影院拒之门外。这已经不复七十年代,观众为《放大》这样富有魅力又大胆的艺术片趋之若鹜的时期。即便读者在电话里亲耳听到艾伯特大力推介伯格曼的电影后,也只是耸耸肩说,这听起来没什么意思。院线变成了贩卖速食垃圾食品的场所,大批年轻人涌进去为低俗的情节大笑,出去后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而像艾伯特这样的老影迷,一些有不同层次需求的观众却徘徊在多功能厅外面,找不到想看的电影。与此相对的,许多欧洲电影面临的最大窘境是,导演拍出了好电影,却苦于找不到院线展映。
1999年,艾伯特在家乡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推出了一年一度的“被忽视的佳片电影节”,专门放映那些他认为没有得到应得赞誉的好电影。为了避免新片诉求市场回报的利益冲突,他只挑选往年的旧作,每次12到14部。其中包括广为人知却不再被放映的默片,并安排现场乐队配乐,一部音乐片,还有一部70毫米胶片的宽银幕作品。艾伯特形容电影节就像是“一个男孩梦想中最棒的列车模型。”他会在放映前做一些对电影的介绍,而影片后,还会有与主创人员的对话。
艾伯特说,影院幽暗的空间会扩大电影的效果,尤其是喜剧。许多导演带着他们独立制作的电影来到电影节,感叹很难想象自己的影片会在拥有1600个座位的大型放映厅上映。他深知,能看到观众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导演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观众在家中的电视机上永远难以体验巨幕胶片带来的视觉感受,而许多影院又为了省钱经常使用数字代替胶片。艾伯特在电影节选择70毫米胶片正是为了体现电影的奇观。他曾在那里重看了《2001:太空漫游》,那种震撼唯有几十年前的首映礼可以媲美。他放映了始终钟爱的默片《诺斯菲拉图》,也将意大利电影《我是爱》推介给美国观众。他欣赏蒂尔达·斯文顿对选片始终如一的态度。他说,“如果更多人能像蒂尔达,这世界将更美妙”。即便是他因疾病丧失了话语后,仍没有人能阻止他参加电影节。无论何时,观众都能与他在电影中重逢。
作者:九尾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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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 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 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 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