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远门或是出去做客，妻子都要为穿什么衣服而发愁，打开衣柜，看着要溢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衣服，竟然不知穿哪件合适，反复在穿衣镜前试，问我这件如何，那件怎样，被问烦了，我就说，你在家试吧，我先走一步。只有这时，她才能鼓起勇气，匆匆抓起一件穿在身上，好象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然后嘟囔一句，管它好看不好看，就这件了。
现在衣服花样品牌之多，网上购物之方便，商品之琳琅满目，硬是让妻子患上了“选择困难综合症”，实体店的衣服让人眼花瞭乱的同时，更是增加了我的恐惧感，我最头疼的活动，没有之一，就是陪妻子逛商场买衣服。
女人对衣服好像有天生的依恋，她们对逛服装商场更是情有独钟，陪着老婆逛一天商场比上一天班还要累得多，并且还要在她从试衣间出来后，遭受N多次灵魂拷问：这件好看还是那件好看？问题是你说了好看或不好看后，都达不到她想要的结果，最后只能落个没原则或随风倒这个结论。
有时我会想，我们幸亏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假如让你再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你还活不活了。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度过的，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当紧缺，买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如布票、粮票、肉票、油票、自行车票等等。
东西少，过日子就要精打细算，那个年代，每个家庭主妇都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母亲也不例外，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几样，今天先说穿的吧。
那个年代衡量一个家庭主妇是否称职的第一标准，就是会不会做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小时候穿的衣服包括鞋子大部分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那个时候好象没有卖成品衣服的，起码在农村没有，城里有没有不知道，因为我十五岁之前没有到过城里，所以只能买回布料来自己做或拿到裁缝铺让别人做。
裁缝铺也是集体的，找几个心灵手巧的大姑娘小媳妇先到城里服装厂培训一段时间，学一学缝纫机的操作及衣服的裁剪等技术等，回来后就可以为乡亲们服务了，农忙时节也要下地干活，她们不挣工资，挣工分，那时青壮年男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妇女最多只能挣八分，而在裁缝铺做衣服的女人一天可以挣十分，跟青壮年男人一样，工分的价值年底核算时才能确定，根据产量收成计算，一般年头一个工分也就八分到一毛钱。
粮食的分配原则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能按人头分给家庭。风调雨顺的年份粮食产量高，分给各家各户的就多一些，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算计好了就能顶到来年新粮食下来，若是遇到旱涝不均的年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掺些野菜度过了。
话题扯远了，题目是写穿的，怎么扯到吃的上来了，好吧，回到正题。
要买布料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我上面提到的布票，布买回来后先开始裁剪，母亲不识字，不会量体裁衣，但她有衣服样子，（用牛皮纸剪的衣服前后片），相当于模具，把衣服样子铺在布料上用粉笔画好线，用剪刀沿着线剪开，做衣服的第一步“裁”就完成了。
然后就开始缝制，这时候就是考验家庭主妇针线活的时候了，母亲的针线活虽不是很好，但也针脚细密，结实耐穿。平常的外套包括冬天的棉衣棉裤都是母亲缝制的。
做衣服的边角料也大有用途，“打”上一盆稀稀的襁糊，把那些大块的边角料放在襁糊里浸一下，然后一一拿出来，贴在面板的背面，面板贴不下还可以贴在柜子上，待晾干后就可以纳鞋底或做鞋帮，做千层底的布鞋了，做鞋也是有鞋样子的，还有撑鞋的鞋拔子。
余下更小的边角料也能派上用场，把它们拼起来做成了五颜六色的手工书包，我们就可以背着它去上学了，那个年代大部分孩子都是背着这种书包上学的，能背上军用挎包的少之又少。
我记得我小时候，走路时常常摔倒，新裤子穿不上几天，就被我磕破了，晚上母亲对着煤油灯给我缝裤子打补丁的情形，时常在梦中出现。
那时虽然小，也觉得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不好看，吵吵着跟母亲要新的，这时母亲就会安慰我们说，等着吧，等过年就有新衣服穿了。因为只有到年底，生产队才能结算分钱，这点可怜的钱要供一个家庭一年的日常开销，所以母亲必须精打细算。
于是我们就天天盼着过年，进了腊月门，拿到钱后，母亲就会到供销社把一家人的布料都买回来，过年穿的衣服母亲不再亲手缝制了，而是拿到裁缝铺让姑娘媳妇们去裁剪缝制，我们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用缝纫机做出来的衣服确实好看。
七十年代解放帽（六五式军帽）很流行，每到年底，父亲便会托在城里工作的亲戚，从城里供销社给我们每人买一顶新军帽，这样正月初一，我们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穿着母亲新做的千层底跟着父亲出去拜年。
然后穿着它去上学读书，长大后穿着它走过千山万水，穿着它时刻提醒我无论走到那里都不要忘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