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我东北民主联军挫败日本关东军残部疯狂反扑的“通化暴动”中，不足500人的我通化警备部队，击败了20000多人的日军余孽、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叛变队伍，可谓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而胜利的关键是能够及时采取“斩首行动”，打乱了敌人的指挥体系。
吉林省通化市地处长春市东南，临近中朝边境，抗战末期是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司令部”所在地（长春总司令部之外的野战指挥所），也是在苏联红军发起进攻后，东北日军逃往朝鲜或转道回国的必经之路，因此一度聚集了许多日军机关和部队。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末苏军进驻通化，解除了当地日军主力第125坦克师团的6000余人的武装，并实施军事管制。
然而在日军高层的暗中指使下，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等部分顽固分子拒不缴械，纠集3000余人连夜出逃，藏匿于通化山区的老爷岭林地，试图保存力量东山再起。这次事件后来被部分日本人称为“第一号逃跑”，因为藤田在第125师团和通化地区的日军中“威望”较高，足可以掀起一股腥风血雨。
藤田实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陆军大学第42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曾作为轻装甲车的少佐中队长参加淞沪会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升任大佐战车联队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担任坦克师团参谋长，是日军内部的“军事专家和后起之秀”，时年46岁，若非日本投降，他差一步就要跨进将军行列。
在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的撮合下，藤田很快与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搭上了线，后者封其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同时受国民党通化党部书记孙耕尧直接指挥，任务是搜罗散兵游勇对抗民主联军，发起暴乱以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对通化地区的接收。
为了驱使日军残部为自己卖命，孙耕尧一口气答应了藤田组织和参加暴动的三个条件：通化地区的日本兵不回国、不失业、暴动成功后集体前往台湾。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15日，藤田化名“田友”正式加入国民党，同时潜回通化城区，开始串联和发动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和侨民参加暴动，不料却因同胞揭发而被捕。
通过对藤田实彦的阴谋活动的掌握，以及我军打入敌人内部侦察员的汇报，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西元（后任38军政委）警觉起来，迅速布置抓捕日军战犯，将120多名大尉以上军官全部监押。命令部队在2月2日晚查抄敌人的暴乱总指挥部，将孙耕尧等5名首要分子抓获并紧急处决。
与此同时，我军将航校、炮校里作为内应的日本留用人员全部逮捕或软禁，保证了飞机、坦克和大炮不落入暴动日军的手中，这次成功的“斩首行动”对通化平叛意义十分重大。
根据情报，敌人阴谋暴乱的总兵力达到20000余人，其中日本关东军残部10000人、投靠国民党的伪满军和土匪10000人，还有企图作为内应的日本人、收编部队600人；由于通化支队主力外出执行任务，市内仅留500余人，加上武装起来的机关干部也不过600人，敌我兵力对比非常悬殊。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3日凌晨4时，逃脱羁押的藤田实彦指挥13300多名日军按计划发起暴乱，分头向市政府、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等目标疯狂进攻，遭到严阵以待的通化支队迎头痛击；通化医院里留用的日本医生和护士，也动手残杀了我军伤病员参与暴乱，但由于暴乱日军缺乏武器而大多使用军刀、斧头等武器，500多我军战士在炮兵的支援下顽强地守住了各要点。
由于兵力紧张，负责看押战犯的只有一个班的战士，就在暴动日军即将营救成功的危急时刻，该班战士果断用机枪将120多名战犯全部射杀，使日军缺乏骨干从而失去有效指挥，继续着群龙无首的状态。
中午时分，回援的通化支队主力和朝鲜支队赶到战场，迅速击溃了日伪军的暴动主力，至当晚6时许基本平定暴乱，藤田等28名日本军人躲入日本人居住区，第二天终被搜出；战后统计，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敌4000余人，余皆溃散。
民主联军之后在通化城进行了整整两周的地毯式搜捕，计有1800名日本人被处决，3000多人被关押，尤其是朝鲜支队的战士对日本人极为憎恨，搜捕中大开杀戒，春节期间没有挂对联的住宅一律剿灭，藤田实彦一个月后在监狱里羞愤自杀。
最可笑的是，挑唆暴动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都躲在家中没有参与战斗，准备坐收渔人之利：如果日本人得手，他们会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将没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