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岁的赵子健决定离开北京。
最后一次见面时，赵子健正在马路对面打电话，他挥挥手，示意我跟上。许久没见，他清瘦不少，背影看上去还像个少年。我们隔着半米距离朝单元门走去，他挂掉电话，冷不丁冒出一句：“我家现在乱得跟猪窝一样，你别嫌弃。”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跟在后面，乐呵呵地回道：“没事儿，就当我瞎了吧。”
一小时前，赵子健发来约饭微信，我当是一次寻常酒局，抓起手机，趿拉着鞋直奔他住的小区。可当他拉开一居室的房门，我发觉事情有些不对。
客厅一片昏暗，餐桌上外卖盒排成了队，吉他被扔在沙发旁边，落得一身灰尘，卫生间里厕纸堆得快要溢出来。赵子健一向最爱干净，眼下屋里居然乱得无处下脚。
我有些尴尬，到卧室寻了张干净椅子坐下，他随手递来一罐可乐，宣布了离开的决定。
空气安静了几秒，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认真地指着四周的木质家具，“你看看还有什么能带走，这些桌子、椅子、落地灯都是我买的。”
这几年，朋友们但凡心情不好，都会嚎上几句“我要离开北京”。但那些大喊着“受不了，要离开”的人往往不会启程，反而像是恋人在对北京撒娇。真正的告别是静悄悄的，有时一觉醒来，看到朋友圈里多了几张机场、火车站的深夜留念，一段故事就默默画上了句点。
可赵子健，我一直觉得他是那种要用一辈子和北京缠斗到底的人。
见我不吭声，赵子健开始在屋里四处搜罗能留给我的“遗物”。出租屋里带不走的物品都给了朋友，衣柜顶上孤零零地躺着只黑色登山包，等待主人将它填满。在这座城市待了六七年，赵子健打算带走的物件寥寥。窗台上的米奇玩偶沾满了猫毛，他说：“两只都送给同事了。”像是替自己开脱，又补了一句：“都是捡来的流浪猫，它们会习惯的。”
最终，他扔来两包抽剩下的薄荷烟，一本没开封的书。我捡起来一看，打趣道：“这是暗示我们都是北京的《局外人》吗？”他笑了笑，又扔来一支录音笔，同时打开了电脑。
屏幕上四段长长的的音轨，标记着劳动仲裁的字样——受疫情影响，赵子健工作的公司经营状态不稳定，向他提出解约，却没给合理赔偿。他就这么被甩出正常轨道，突然有了离开北京的打算。
燃剩一半的香薰蜡烛被拽过来当烟灰缸，气氛变得有些压抑，我们决定不再深聊，出去找个饭店喝一杯。临走前，我看了看门厅挂着的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日晚餐，青菜拌面。字迹已经模糊。
2
赵子健是为还债来到北京的。二十出头时，他在外地做生意欠下八十万外债，之后独自飘荡到北京，白天做三份工作，晚上在青旅里没命地喝酒，一边奋力还债，一边任由自己醉倒在地。
北京没有辜负年轻时的赵子健，进入正兴盛的互联网行业，凭着一股拼命劲儿，两三年间，他还清欠款，从地下室搬进合租房，初步融入了这座城市。
我和赵子健相识在2016年最后一天。那时我19岁，趁寒假来到那家青旅做义工。他26岁，刚还完欠款，换了更高薪的工作，时不时会回青旅住上几天。
那天晚上七点，我补完觉，迷迷糊糊地走进旅社厨房，就看见赵子健正在盛一盘大虾。他倒是自来熟，都没问我是谁，伸手指挥我去旁边坐，等着吃饭。
刚到陌生环境，那顿饭我吃得很拘谨，时常接不上周围人的问话。他坐在一旁帮我岔开我接不上的话题，还不停招呼我多吃点。这让我对接下来的义工生活有了些期待。
北京冬天透着股肃杀，街道上行人缩着脖子快速穿行，地铁口里人潮和风同样拥挤。相比之下，青旅热闹喧哗，六十元住一晚的床位，被一茬茬新北漂当作起点。
当时，和我同住一屋的一个女孩为了留在北京，包下一张床铺，连着面试了一个月，每天订一盒外卖，在屋里边吃边修改简历。有次改到崩溃，她抬头冲着对床素不相识的游客大哭道：“我是不是真的不行？”第二天一早又收拾好电脑，踏上公交。
有位中年大叔常坐在大厅沙发上喝酒，喝到兴起，逢人便讲他离婚的往事，和东山再起的宏愿。还有一个被考研逼到崩溃的富二代，瞒着家人跑到北京找工作，住便宜旅店、吃日料外卖，周围人都笑他，“有钱人的北漂，可以称之为北伐。”
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没什么生活与求职压力，自然不懂大家为何如此拼命。不用工作时，我在二环的胡同里随意游荡，赵子健总站在胡同口抽烟，为了与他接近，我也学会了吞云吐雾。
熟悉之后，我才知道他对青旅里新一波年轻人真是不错。青旅里有个整天聊着电影梦的女孩，他被女孩的说辞打动，听着听着就送了对方一台相机，没要任何回报。有人哭诉找不到工作，他也搭着人情联系朋友帮忙内推。
他像是青旅里的圣诞老人，派发着礼物，帮一波波新人寻找机会，偶尔做上一桌海鲜，招呼大家吃饭，轻易地聚拢了人气。
正是因为赵子健，我才下定决心也要留在北京。因着在青旅的见闻，这座城市在我心中被蒙上了一层温情面具。当时我只觉得，北京可真好啊，只要努力，谁都有权利留下，没人会问来处与归途，说出口的梦想也不会被嘲笑。
3
2018年，我回到了北京。从城市的围观者转为亲历者，生活突然变得粗砺起来。我做着日薪50元的实习工作，将房子租在顺义，每天转三趟地铁跑去朝阳区国贸上班。
漫长的通勤路走上几遭后，我才逐渐意识到那些客人在青旅之外的真实生活，多的是我看不到的艰辛。现在的我不过是在重复那些客人的命运，北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挑战者，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要用梦想填饱肚子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再次见到赵子健是在望京的烧烤摊上，我换了家新的实习单位，日薪涨到70元，还是觉得人生无望，特意约他出来聊天。
夏日夜晚的烧烤摊承载了无数豪言壮语，几杯啤酒下肚，平日里藏好的矫情话又冒了出来，我说起来北京的初衷，是希望永远踏实地写文章。
他扔下烤翅，抬头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知道今日头条吗？现在都是大数据推荐，写得再好，谁还有心思看几千字的文章。”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心想，当初在青旅你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他谈起最近的日子，从互联网大厂跳到一家创业公司，选了很有发展前景的视频领域，经常出差半个月，回公司后再连轴转。他不再顾得上去青旅过周末，除工作之外的生活一片空白，连飞机杯都用一次性的。
我听得没了胃口，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们一起沿着街道往他公司走，我不想再谈工作，他却一直重复着“努力，选择，机遇”。最后还承认，腰疼得过分，为了挤时间锻炼，都从住处慢跑去上班。
到了公司，已经快凌晨一点，他打开电脑继续修改视频。最后一步完成，他把我的椅子拉到巨大的屏幕前，得意地递来一只耳机。
视频拍得高端精美，背景音乐卡在画面上分秒不差。我盯着屏幕有些走神，觉得没见面的这两年，赵子健不再是那个刚从泥潭中挣脱，对所有人的梦想都满怀兴致的男生，他似乎改了方向，要在这座城市过更安稳的生活。
回家路上，出租车司机将四面窗户全打开，货车在一旁呼啸而过，飞速碾压路面上的石子。我顺手点开微信里几个久未联系的头像，当初立志要留在北京的女孩漂去了上海，想东山再起的大叔已经在长春开了两家酒吧，而富二代的确在北京找到一家不错的单位，只不过单位在北京，他本人被派去了非洲。
我替赵子健欣慰，虽然他不再是那个对别人的梦想感兴趣的年轻人，北漂五年，他好歹稳稳地踏进了上升通道。
之后的日子，我们没再见面，每次相约吃饭，不是他在外地出差，就是我在熬夜工作。一次半夜三点，我结束赶稿，给他发去微信哭诉，他立刻秒回：加油。我笑他手机长在手上了，他淡淡地回了两个字：加班。
2019年中秋假期，我们总算相聚，他意气风发地讲起接下来的出差行程，我以为像他这样停不下来的人，会一直留在这里，和北京相互塑造着向上生长。没想到第三次见面，即是离别。
事情其实向我露出过端倪。半个月前他向我打听是否认识律师，一周后我跟他抱怨工作出现问题，他一改常态，不再鼓励我，而是颓然地回了句“谁的北漂不这样”。两天前他又在朋友圈里送书，我还以为他只是要搬家。
从赵子健家里出来，走进饭店，他又恢复了四年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话题绕来绕去，就是不提究竟为何离开。我跟他说些烦恼，他也只是笑笑不搭茬。
一顿饭吃完，他翻起锅里的烤鱼，看着我说：“你知道鱼什么地方最嫩吗？是鱼鳃下面这块肉，因为它不需要用力，从没受过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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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他提议到家附近的酒吧坐坐。他在这里住了两年，想来已是这家酒吧的熟客。到了店里，他轻车熟路地跟服务员打了招呼，又要了几瓶啤酒。喝到有些微醺，主动谈起了离开的原因。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2020年春节放假，他开了几千公里的车回家，路上还在计划着节后的工作安排。等再开回来，面对的却是一桩劳动仲裁。
疫情之下，公司决定裁减收益不多的部门，找借口“优化”了赵子健。他买了只录音笔藏在兜里，一遍遍地跟hr、劳动局交涉。过程并不复杂，但事情结束后，他在家待了半个月，瘦了20斤。
我既难过又不解，不停追问他：“换个工作不就好了？也不至于就这么离开啊。”
他叹了口气，晃了晃手里的酒杯，说道：“人到了30岁，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我28岁前从不骂人，这两年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说脏话。”
痛苦是一点点累积升级的。他说起前些年刚到北京时负债累累，为了还钱能没日没夜地拼搏，解决了欠款，又甘愿为更好的生活环境付出青春。
在创业公司，他承担着巨大的工作量，和同事去西藏出差，所有人都高反了，他自己赶完了四五个人的拍摄任务。他没有抱怨地做着这些，以为埋头工作就会有回报，可眼见着就快要兑现成果的时候，资本撕下笑脸，一张解聘书又让过去两年的努力化为乌有。
眼下他30岁，在北京却还是没有安定居所，连一开始赖以慰藉的工作价值感也消失殆尽。这次离职让他觉得，北京拥有着一茬茬年轻人的青春，却安放不下所有人的下一阶段人生。许多人最终要离开，他决定让这件事来得更早些。
听着他的焦虑，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为了身体健康，赵子健许久没碰烟酒，见我一根接一根地抽，他掏出电子烟吸了两口，呛得直咳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语无伦次地劝他留下来。
赵子健听着我絮絮叨叨，一句话就堵住了我：“你不明白，30岁了，再过几年去应聘，我说我多能拼，谁信呢？”我才23岁，不懂他为何悲观成这样，但还是住了口。
北京的故事没什么新意，却总是很刺激。一场疫情之后，游戏难度加大，写字楼里人流明显减少，各类公司无差别地承受着影响，用裁员暂时抵御危机，有些干脆倒闭。许多失去工作的人，被迫退出北京。
酒吧里客人不多，邻桌年轻的女孩叫嚷着：“我妈说我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还不如回家，我就不回去。”灯光下，赵子健眼睛红红的，低头时，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他给朋友打去电话，准备再组一场酒局。已经结婚的朋友无法再在深夜赴约，他笑着跟电话里的人说：“我要离开了，13号就是deadline，见我，抓紧。”
我知道再也留不住他，只告诉他：“跟你聊完，我也想收拾行李回家了”。他盯着我的眼睛，慢悠悠地说道：“你不会的。你明知道这里有多难还是来了，这话还是等你30岁以后再说”。
临走前，他晃晃悠悠地走去前台，把最后一点“遗产”——十几罐猫罐头留给了酒吧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