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生于1939年的北平，卢沟桥事变之后，也就是老舍《四世同堂》描写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因为年龄关系，妈妈几乎没什么记忆，我们只能去书中揣摩她生存的环境。
妈妈生于一个小业主的家庭，从她祖父起在京城的某街区（今二环以内），与人合伙开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客店，在她记忆中，身着长袍马褂，可以去同街的店铺中自行吃香甜好看的点心糖果，店伙也都知道这是某家店的三小姐，只要记帐就好。那是她一生最满足的时光，那样的日子只是一瞬，店里的生意日渐艰难，股东终于卖店算帐，还乡各奔营生了。
妈妈的父亲被镇公所的日本腿子开的赌场算计，拉进赌场而沉迷了，越陷越深，直到输尽家财，无颜面对妻子儿女，跺脚走西口了。
剩下娘几个，妇弱儿幼，靠着仅余的一点薄田，艰难度日。就这样，她煎熬着自己黑暗而幽怨的童少年时代。
家乡是敌占区，巷口的某座大院，就是日本人的俱乐部，走出巷子，怯怯地站在街边，就能看到穿着和服，涂着红唇，踩着木拖拉板的女人散步遛孩子，偶尔也会有无聊的日本兵用糖果招呼小孩过去，胆小的孩子就赶紧跑回家去了。她也曾目睹日本兵和女人孩子急急地挤上军车，神情茫然，默无声息地撤离。街上的人都在说:日本人投降了！
国共内战，拉锯，几进几出，炮火流弹，都不新鲜，年幼而不知危险的妈妈就曾为了家事，在嗖嗖的枪声中走过城外的东沙河。至今还在的一张好看的八仙桌上就留有炮弹穿屋而留下的一个大大的弹痕。好在，人没事。
解放了，上了小学，家中依然贫穷，此时她的母亲已身染严重的风心病，没有劳动能力了，经常要靠典当一些家俱为生。
聪明懂事而病弱的大姐死了，刚刚16的二姐嫁到口上了，给家里换了一点彩礼。病身沉重的母亲支撑着家的天空。
姊弟二人初中毕业了，弟弟考入某中专。16岁的妈妈，担起了谋生的重任。建国初百废待兴，工作还不太难找。妈妈胆小，怕血，不敢去医院；进工厂，觉得自己手慢；于是，独自背着行李卷来到某偏远的山村，当起了代课教师。一人一校，艰苦的环境，一人生火做饭，每月18元的薪水，要养活自己，养活母亲，给母亲买药，再抠出一点粮票类的资助正长身体的弟弟。妈妈很知足，终于自立了，可以吃饱饭了，成为了不靠男人生存的新女性了！
转正，进修，从57年到81年，坚守农村教育20多年，各种艰辛，无法照顾多病的母亲，无法给母亲更好的生活，没能临终见上母亲最后一面，都成为她的永远的遗憾。但她尽力了。
妈妈的选择，是生存的选择，安身立命是唯一的根据，除此，她不敢奢望更多。
现在，妈妈已退休20多年，每月能领4000养老金。这点钱，在现今的年轻人看来，太少了，可妈妈非常知足，她也常说，家里现在我的工资最少，可我也不想要那么多钱。她非常俭省，几乎没有什么欲望，每到时节，都会慷慨地给小辈封好大红包，并且常说，年轻人花钱的地方多。
退休后，她背诗词，唱歌，练书法，做剪纸，觉得有趣的事情很多。常叹，没有基础，啥也水平不高。我知道，她年轻时，没来得及放飞梦想，更别提涵养爱好。她的好年华，被沉重的生活和艰苦的革命工作填满了。
她为共和国的教育，工作了近40年，29元挣了近20年，没有怨言，衷心地觉得新中国好，安定，有饭吃。唯一的痛就是没能给母亲更好的生活。对工作，对家人，都有极强的责任感，而自己，无论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都压榨到最窄最扁。我所了解的妈妈同期的人，许多都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