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前言 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起点。
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
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
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喜欢。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
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
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
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
第一部 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
多年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等人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决心，
“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到欧洲来的中国人，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
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四大买办”中，唯独东山席家，一直恪守买办身份，枝繁叶茂，富贵百年。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让后来者真正一言难尽。
郑观应第一次提出强国之道除了兵战，还要进行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
盖购于洋行，则用钱浮冒，一切皆可隐秘，购于华官，则恐一旦漏泄，有碍局员左右辈之自私自利。
宁可借钱也不能出让股份，唯有这样，主权才不会外泄。尽管困难陡增，不过，“唯有坚忍，力持得步进步，渐图成效”。
张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尝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斯人的眼光与胸怀，实为百代仅见。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煽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被利用和倚重的最主要的力量。
无产者选择革命，有产者选择改良，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现实。
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等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