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徐迟。

1997年11月25日23时31分12秒，我从本市协和医院降生，抱着我的医生眉毛稀疏，右眉心里一颗浅棕色的痣，据说这叫“眉里藏珠”。

目前为止，我认认真真地看了3831次日落，无意中也看了5319次日出——其中有5209次是在上学或上班的路上，22次是在海边，5次是在登山的途中，16次是在山顶，还有67次是在骑行途中，两次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不管你是否信我，这些数字都无比精确。我的记忆无法选择，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凡是入目，亦或入耳，就不可能再从脑海里逃脱。据说这叫“超忆症”，至今全球发现的患者共有83例，包括我。

小学的时候，我没觉得这是病，甚至颇为自喜。同龄人还在学同义词形近字的时候，我已背下了数百本书——过目不忘，这由不得我。他们都觉得我是天才。后来又去电视台参加了几个比赛，类似于古诗或成语的对决，赢得顺风顺水。总之，四年级之前，我外向而高调，没什么烦恼。这惊人的记忆力是上天的礼物，加冕于我，闪闪发光，诸事轻易，理所当然。

直到五年级开学后的第七个周四，那天雨很大，妈妈突然走了。

我没了妈妈。

（二）

我没了妈妈，我很想她。

但我还有回忆，也只剩回忆。

这是我今后唯一能够见到她的方法。

妈妈走后的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教学楼旁的单车棚，车子堆在里边像老家的炸蚂蚱。车轮辐条的丛林深处，我是仓皇归洞的幼蚁，越过层叠虫尸把自己藏在安全的角落。嘴巴抵着抓绒厚大衣，狠狠地哭了出来。妈妈在我的回忆里一帧帧播放，终于戛然而止，再无后续。

风吹在脸上，又硬又咸，刺痛跳动得密密麻麻。陆续有人把自行车一辆辆骑走，辐条分割的世界渐渐复原。车棚的小门外不知是谁在不停地抽烟，看不见人，只有徘徊的一双皮鞋和一只只掉落的的烟蒂。

回家已经晚上九点，爸爸却还没回。钥匙开门的声音伴着剧烈的咳嗽，他只穿了一件毛衫，扶着门框脱下皮鞋。

皮鞋有些熟悉。

（三）

母亲走后，我开始喜欢闭上眼睛和回忆共处。这是只有我和回忆的自由天地，随我想去哪里。回忆里有一家三口，圆圆满满的温暖。老师的提问与造势，同学的附和与尖笑，都是闯入我圆满世界的不速之客。

我开始喜欢沉默，朋友愈来愈少。他们说我“高傲”、“不合群”、“一副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还记得数学老师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门口与迎面进来的班主任窃窃私语，“徐迟这个孩子呀，本来好好的。欸，他妈没了，影响真的很大，突然就特别孤僻了，啧啧啧……”

我从二位老师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刚好上课铃响起，同桌冉小荷是个温柔可爱的女生，被我夸大的“哗啦啦”收拾铅笔盒的声音吓一跳。她盯着我，我格外专心地清理没有污渍的笔盒盖。

忽然鼻子一酸，我扭过头翻书包。好想钻到书包里。

随后一堂是班主任的语文课，我全用来临摹书皮上那两个放风筝的小人，就在她眼皮子底下，一个字也没听。小荷的目光断续飘来，落在我纸上。下课铃响，我夸张地放下笔，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涂改也是大手笔，当你有些落空的时候，动作便有了表演的成分。

一根“不二家”的棒棒糖被两只粉红的手指，像推象棋那样推到我面前。一转头，看见了小荷的眼睛。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语文书第十三课勾画的第二个重点词，“清凌凌”。

——九年后再遇见她时，小荷很笃定地说我当时对她笑了一下，很温柔很羞涩，像个小姑娘。我当然打死也不承认。

（四）

临摹书皮的三天后是“小升初”的考前模拟，我交了白卷，第一次没得第一。被叫到办公室时，见一个的背影已然正坐在老师对面。“来，徐迟”，我犹豫地走到父亲身边。他却没再说什么，带着胡茬儿的左腮紧了一下，把自己从沙发上撑起来——父亲的腰不宜久坐。他倒吸了一口气，轻到难以察觉。父亲一向是不露声色的人，愤怒，惊喜，自豪，疼痛，疲惫，都能被他瞒得十分完美。

从办公室出来他点了支烟，吸了很深的一口。我们对着窗户，窗外是红绿相间的塑胶跑道，低年级的小朋友正在太阳里做着间操。

“孩子啊。”

我一怔，他一直叫我“徐迟”，不像母亲会喊我“宝贝儿”，“儿子”，“童童”（我的小名）。

我抬起头。烟雾缭绕，眼里有些刺痛。父亲的嘴无奈的上扬一下，法令纹咧出一条渐深的沟壑，干枯的胡茬被挤到裂谷里。他的眉头浓密而杂乱，鼻梁正中拧出带着褶皱的丘陵。此后，我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眉头，常会想起这座丘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脸上出现这种表情，姑且称之为苦笑。它后来又无数次被我从回忆中调回，品味：在公寓的夜幕中，在洛杉矶的大桥上，在北欧小城的酒吧里。我咂摸着父亲当时的滋味。

他是一家两万人公司的高层领导，在无数个项目里指点江山，挽狂澜于既倒。有时他会出现在电视上，温润如玉，持重潇洒。但此时，这苦笑正在他脸上，防不胜防。它让我想起有一次在客厅淘气时“砰”一下磕到了板凳，妈妈惊惶跑来查看，我拿脏手匆忙遮掩，反倒污了伤口，“嘶”一声吸了口冷气。妈妈的嘴唇随着我的“嘶”紧紧抿住，她赶紧拿来碘酒。

——其实现在想来，我甚至十分感谢父亲那一闪而过的苦笑，那个如今回忆起来带着迷茫、无助与内疚的表情。或许是它让当时我惊醒，一瞬之间，唤起本能般地不再任性。那一天是2006年4月23日，我第一次为一个人心疼。

“爸，你别担心。”操场上的小孩子已经结束了间操，正在密集队形集合，准备听高年级的国旗下讲话。我抬头看他，“今天我先跟你回家? 下周一我肯定回来上学。”

教室空荡，我飞速收拾着书包，桌子上又多了一颗“不二家”的棒棒糖。今天的红旗下发言是我们班负责，宣传委员冉小荷的声音是从主席台掷下的石子，一浪浪波及整个校园，波浪渐缓，熄灭在教室的四壁里。

（五）

归途是长久的沉默，我坐到副驾驶上，余光瞟着父亲。

“爸！”

“嗯？”

“爸！”黄灯，减速，稳稳一停。红灯90秒。我等他转过头来。

“这粘的是什么...”他忽然伸手从我头发上捏出一撮絮状物，喃喃着，准备扔到烟灰缸。

“爸！”我抵住他的胳膊。

“你要相信我！”

父亲笑了。

红灯变绿，拉起手刹。

“我当然信你！”

他眼里有笑意。

回到家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六点。晚饭还是陈姨操办，陈姨五十七岁，已在我家四年——父亲升职以后掌勺机会愈来愈少，母亲也恰从单位辞职，计划经营自己的旗袍店，开始早出晚归。于是陈姨来到我家，接管了各项繁琐事务，做菜，卫生，接我上下学，双休日的时候她有时会教我弹琴，之前她是幼儿园老师，后来丈夫车祸，她辞职照料却未能让爱人逃过一劫，自己也大病一场。她是个乐观的人，身体痊愈后竟觉得比之前硬朗，于是做起了保姆。陈姨全能而体贴，也是托她的福，妈妈去世后家里没有太过凄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