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末路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太子赢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太子傅赢虔、旧贵族元老甘龙等人告发“酷吏”商鞅“欲反”，秦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亡边关，欲住旅舍，旅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身份凭证，而商鞅变法规定，“留宿无凭证客人者治罪”，便以商君之法拒绝商君入住。
变法强秦、爵至商君，最后竟落得此番“作法自毙”之下场，商鞅的结局，不禁令人唏嘘。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二、新生
1.
商鞅，原名卫鞅。其少时，好习刑名法术之学，深受法家前贤李悝影响，也曾感慨于兵家吴起之作为。而他所处的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列国兼并不休、变革不止，国与国之间的对弈，需要大略之国君，更需要雄才之士子。卫鞅是幸运的，他的存在应和了时代需求。
他初任魏国相国公叔痤帐下中庶子这一小而无可大为的职位。
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举荐卫鞅，说：“卫鞅才堪大任，可许以相国之职”，又说：“王不用之，则杀之，勿使其投奔他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卫鞅又是不幸的，魏王不用也不杀他，在他眼里，根本就是轻视甚至蔑视他的才能。
在初出茅庐、立志作为的士人眼里，没有什么比怀才不遇更痛苦了。
然而，一位君王的继位，一个国家的贫弱，却给卫鞅带来了转机。
注：
李悝（kui），法家名士，战国初期助魏文侯改革，使魏国一跃成为强国，著有《法经》。
吴起，战国初期军事家、改革家，曾辅佐楚悼王主持变法，因深及旧贵族利益而惨遭杀害。
2.
公元前362年，秦国内经几代君主动荡，外遭魏国征伐，早已贫弱不堪。而秦孝公，正是在此时，坐上了这一摇摇欲坠之君位，俯视着这一大厦将倾之国家。
秦孝公愤慨于秦国积贫积弱，便颁发《求贤令》，昭告天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二》）
这一诏书莫不成为卫鞅黑夜般前途中的一颗煌煌流星。尊官、分土，对“学而优则仕”的士子来说本就充满吸引力，更不用说此时郁郁不得志的卫鞅了。
而后，卫鞅决意，单骑入秦。
历史的道路，在卫鞅看到求贤令的那一瞬间，发生了转折。
古老的国度，在卫鞅入秦的那一刻，注定要融入新鲜的血液。
3.
在向秦孝公细说了自身所学法家治国之道、变法强秦之计后，卫鞅于公元前356年和350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
废井田、奖耕织，倡军功、禁私斗，编户齐民、统一度量，集君主选官用人之权、废贵族世卿世禄之制...卫鞅颁发的每一法令，简单务实、干净利落，直冲古老秦国的每一弊害。
而后，秦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井喷发展，老迈的公国，数年间蜕变为新锐的战车，开启了东出之扩张，终，灭六国、一天下。
卫鞅也因其不世奇功，受封商地，拜爵商君，后世因此称其为“商鞅”。
三、诟病
史载，商鞅执法严峻无情、滥用酷刑，曾在渭河沿岸一日斩首囚犯七百人，河水因之变红，号哭之声震天撼地。
《旧唐书》：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
商鞅轻视教化、迷信暴力，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所受的剥削与苦痛。
贾谊：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其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时人、后世莫不以“酷吏”二字诟病之。
而笔者以为，“酷吏”二字之由来，并非只因商鞅严刑峻法致使民众遭受肉体上的极度痛苦。
"酷吏"二字，源于“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其一，商鞅之变法，废除井田以及贵族世袭特权，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上，无疑动了旧贵族的奶酪、分了旧贵族的蛋糕，简直从根本上扼杀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将其逼上山穷水尽之绝路。叫旧贵族怎么不唾骂怨恨？
其二，秦孝公的去世，无疑卸下了商鞅抵御他人旁敲侧击之坚强后盾，共同利益者已逝，唯剩商鞅，形单影只、茕茕孑立。
其三，秦惠文王的即位，从根本利益上扼杀了商鞅功成身退的可能。登基伊始，以秦王个人的魄力威望，很难压制住旧贵族复仇的怒火，且秦王需要旧贵族支持，以巩固自己执掌权柄的根基。而自古功高震主，商鞅功勋累累、无出其右，若不杀商鞅，秦王只能在商鞅的眼色、在商鞅的光芒甚至阴影中，如履薄冰地做一个君王。无论是图谋贵族支持，抑或是君临天下，在秦王看来，商鞅，非死不可。
于是乎，商鞅“酷吏”之名，无论是否坐实，都已然不重要了。
四、称颂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与旧贵族论战变法的席间，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之言，驳斥了旧贵族循礼复古的主张。
1069年，力行变法的王安石面对政敌的攻击，写下《商鞅》一诗，借颂扬商鞅以表明自己推行新法、富强大宋的决心，发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强音。
1580年，张居正在改革进行间，挥笔写下“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的诗句，以告诫自己不避荆棘、勇往直前。
1898年，维新失败的谭嗣同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句，抒发自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
1985年，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邓小平放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以坚定社会各界放手发展生产的信心。
2009、2014年，历史正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剧中商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变法者形象，与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时局，形成遥远的呼应。
商鞅虽死，变革之精神犹存。古往今来的“商鞅”们，无不称颂商君之才志，无不以商鞅自喻，在改革的道路之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五、亡命
公元前338年，走投无路的商鞅被迫逃回封地。秦惠文王遂派兵攻打商鞅，商鞅失败战亡。 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根基的商鞅，却落得个身死尸裂的下场。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六、结语
千百年来，但凡改革者，无不行走在险象环生的道路之上。他们敢于突破原有格局，敢于抛却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敢于不顾生前形象、身后骂名，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历朝历代，反对改革者也每每存在。
改革存在的成本、风险，不改革带来的既得利益，是改革者时刻面临身死名裂的危险、也是反对改革者安于现状的重要原因。
以商鞅为代表的改革者，他们或许不是完美的君子，但他们一定是务实的勇士。
笔者撰写此文，既无心也无力为商鞅进行所谓的“翻案”，看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单一化，而应尽可能以功是功、过是过的角度来评价。一昧追求非黑即白、非正即邪，历史的天空，又怎会五彩斑斓？
纵览史书，变法改革者多数下场悲凉。中国人自古多同情悲壮的英雄，变法改革者如王安石、张居正之辈，无不身死名裂、令人心痛。商鞅之法虽成就大秦崛起，商鞅本人也难逃一死。
也正因悲悯变法改革者的遭遇，正因饱览变法改革之步履维艰，笔者才惟愿鲁迅所说的，自古以来“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功成名就最好，至少也应全身而退。
只因，他们是支撑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
参考
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后晋·赵莹《旧唐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
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商鞅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