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价值

生活充满局限性，对于心理健康问题，不轻视，也不妖魔化。即使创伤，也有存在的价值。

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当代大学生身上，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们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然而更加深入、微观地了解他们时，我们又吃惊地发现，在这些青年才俊中间，不少人有着令人担忧的心理状态，和令人怜惜的过去。大学新生心理普查数据显示，约有20%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在这20%学生之外，不少人存在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对自身发展的困惑，对未来前景的迷茫。

从业近10年，在心理咨询室里，我接待过各种“病人”：拒绝上学的儿童、离家出走的少年、焦虑抑郁的大学生、“鸭梨山大”的成年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内心敏感，感情细腻，富有洞察力，内心痛苦，且难以调和，当然，或许还曾一度绝望过。再细细深究，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似乎都有一段“灾难”的过去，或是不如意的家庭环境，或是成长中意外遭遇的创伤。

然而，即使伟大的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学家都曾经是严重不适应的人。

哈利.沙利文（Harry Sullivan），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在他十几岁末期，似乎得了精神分裂症，他曾是一个酒鬼，还曾是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他对处于困境者的心理有着无穷的洞察力，但他从来没能与任何两个或三个群体融洽相处过。

奥托.克莱因伯格教授（Otto Klineberg）曾讲述过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沙利文帮助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了心理健康协会。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克莱因伯格看到沙利文非常郁闷地坐在角落里。他走过去询问有什么问题，沙利文说：“总是一样的——我一直都在反对在座的每一个人。”克莱因伯格笑着说：“但是你没有反对我啊”。沙利文答道：“噢，你，我不关心你——你不算数。”这个从不与他人联系的人，却创立了精神病学体系，并称之为人际关系理论。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需要层次理论提出者。他来自贫民窟的移民家庭，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大，父亲酗酒，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苛刻，马斯洛害怕他。他母亲极度迷信，而且性格冷漠、残酷、暴躁，马斯洛小时曾带两只小猫回家，被母亲当面活活打死。马斯洛童年生活痛苦，从未得到过母亲的关爱。母亲去世时，他拒绝参加葬礼，可见其母子关系之恶劣。

他童年时体验了许多的孤独和痛苦。由于是犹太人，曾被住在附近的意大利和爱尔兰男孩殴打。马斯洛是一个害羞、敏感并且神经质的孩子，为了寻求安慰，他把书籍当成避难所。

后来当他回忆童年时，他说道：“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成年甚至成名后的马斯洛仍然害怕当众发言。然而，这个曾有过如此多地狱般体验的男人，却是把高峰体验系统引入心理学的人，开创了人类潜能运动。

还曾有人做关于天才——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等的研究，被研究者47人中曾有18人住过心理医院，接受过锂电治疗，或电击治疗。其中包括普利策诗歌奖获奖者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他们都曾是躁狂抑郁症患者。

心理学家奥托.兰克在《艺术和艺术家》一书中提出，克服神经官能症（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经病”）和创造艺术是相同的事情。哈佛大学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教授长期、深入研究了创造力，认为艺术家的主要才能，并不是天生的。基因也许起到一部分作用，但创造本身并非是天生就有的。凯根认为：“创造力产生于痛苦的青春期孤独感、肢体伤残的隔离。”

英国医生乔治.皮克林研究了包括达尔文、弗洛伊德、普鲁斯特、布朗宁等人生命中和心理的疾病，写出著作《创造性疾病》。他认为，疾病是创造性工作的理想环境——从侵扰中获得自由，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获得自由。这些观点挑战了我们文化中关于健康的看法。

当然，类似的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其中涵盖伟大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数学家等，比如尼采、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之父）、黑塞、梵高、莫扎特、萧邦、贝多芬、约翰.纳什（数学家，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一些疾病。

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加坚强——尼采。

二战期间，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待过的埃格尔博士，研究了德国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结果发现，在过去遭受过灾难性事件的个体，有关的应对机制（或就是现在心理学研究热点——“心理弹性/心理韧性”）可避免这些灾难性体验潜在的不利影响，他们也有可能将这些经验转换为促进成长的经验。她说：“有过贫困但不纵容的童年的囚犯，能很好地适应集中营，而大多数受到宽容的、富裕的父母抚养的人却先死去。”

同在这个集中营待过的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获救后写出《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提出意义疗法，成为意义治疗与存在主义分析的创始人。正因为集中营中的悲痛经验（他家人全部在集中营罹难），反而使他发展出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使他后半生能活得健康快乐。67岁时领取飞行员驾驶执照，80岁时仍能攀登阿尔卑斯山，并到世界各地演讲推广意义治疗。

心理学家还曾做过一项人类长期发展的研究，追踪观察了166名成长到成年期的男女性，包括从出生到30岁的历程，结果发现高估了早期问题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们没有预见到——顺利和成功的童年也有负面影响，某种程度的压力和挑战似乎能鞭策心理力量和能力的发展。

因此，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在经历了恐怖的人生经历后，会成为不健全的人。在历史和现实中，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最具灾难性的早期童年。对杰出伟人的童年调查也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他们许多人都曾体验过最悲惨和创伤的童年，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像我们文化所相信的那种能导致儿童健康成长的抚养。如今，无论是由于忽视这些条件，还是由于条件本身，这些儿童不仅生存下来了，还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前面所提到的每一个伟人，正是他们最薄弱的方面成就了他们。心理学家罗洛.梅曾提出“受伤的治疗师”的理论，他认为这类人通过自己的创伤来医治他人，他们的同情心，共情能力，理解他人问题的能力，是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精神病学家所应具备的另一种素质。

典型人物如森田正马，他曾经饱受神经症的困扰，最后发明了森田疗法；荣格，曾认为自己幼年有两个人格的人，首创了分析心理学；阿德勒，因身体原因备受嘲讽者，成长为提出“自卑与补偿”的个体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曾深受父亲罪恶的影响，却成为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因此，无论心理的还是身体的，所有的疾病都有其积极的方面。通过与我们自身的问题进行斗争，可以帮助我们产生顿悟，从而引导我们发展出对人类的移情、同情心以及创造力……

我也常常欣慰地听到，那些曾经的来访者顺利、健康地成长、成才的消息。他们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咨询，也受益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或者还有家庭、老师、朋友的助力。

即使生活是悲观的，但世界的美好可以由我们去创造。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