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折腾了一辈子，贵族士大夫没捞着好，老百姓最终也没捞着好，但在对外战争方面，1081年五路伐夏，实际上形成了对西夏国的压制态势，甚至可以说，从此北宋对西夏，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态势。
但这种情势，在宋哲宗赵煦继位后，立即遭遇了波折。
当然，这跟赵煦没有关系，他继位时才9岁，司马光们丧权辱国时，也仍然能过六一儿童节。
赵煦继位，到17岁期间，朝政事务一直由高太后实际主持。
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古来皆然，这无可指摘，通常也未必是坏事。只要这个太后不妄动乱搞，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
那具体到高太后，她是何许人，又做了何许事？
她是英宗赵曙的正妻，公元1065年册封为皇后，生有4儿4女，宋神宗即是她和赵曙的长子，而赵煦则是他的皇孙。
神宗变法，老太太就反对。这倒也不奇怪，从阶级立场上讲，她是地位最显赫的贵族。当然，实际上，可能只是老人普遍求安稳不爱折腾，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当家长的动辄跟孩子说“不好好XX，瞎折腾啥”一个样。总之，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上，高太后是个死硬派。
而在神宗驾崩前后，高太后对哲宗赵煦的顺利继位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至此，反对变法，高太后是既有动机，又有权力。
所以，她一朝成为执政，立即起用了保守派领袖司马光。而这时候，老迈的司马光变得和王安石一样极端，对变法派严酷打击，王安石所变之法，不问好坏一概去除。
但如此说来，高太后就是坏人吗？
恰恰不？她主动抑制高氏贵戚的权力，堪称大公无私。针对冗官带来的财政困难问题，她带头先从外戚着手裁员。她的生活相对简朴，确定了政治路线之后，也能放手臣下去干，重新回到了仁宗时代一团和气的政治格局。
以此来看，高太后起码不跋扈，不奢靡，清静无为颇类似西汉窦太后。当然了，在对孙子的控制上，她跟窦太后也有相似之处，这容后说。
但对当时的宋朝，对变法集团的清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很坏的循环。平衡是被王安石变法打破的，这时候，如果是理性的政治家，应该进行的是纠偏，而纠偏不等于反左或者反右（把纠偏变为反右，近代的一个典型例子，则是1959年在南部某名胜的一场会议）。但偏偏在高太后时期，政治的一件大事就是对变法彻底清算。
高太后执政时期，另一件影响很坏的事情则是，在西北边境舍弃了神宗时期开拓的疆土。当然了，影响很坏是从现在的角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嘛，现在的中国，谁这么干，就是华夏公敌，但在宋朝倒也不是稀罕事儿。从当时看，则重新赢得了与西夏的和平。
这一和平形势对契丹也有启示，《宋史-列传》里讲，契丹主曾因此告诫臣下，不要对北宋动兵，理由是“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我则认为深层次的理由则是在契丹主看来，这是以高太后为核心的新领导集团对维护旧有国际关系（朝贡与自由贸易）的信号，契丹需要的就是这个，当然会对高太后大加赞赏。
然而，哲宗赵煦不这么看。变法派不这么看。
“以母改子”（司马光创造的概念）是以高太后改宋神宗，就没赵煦什么事儿了，所以赵煦只能在大臣与太后议事时观摩宰辅们的“臀背”。
又高太后害怕赵煦像神宗一样乱来，对赵煦的管教极为严厉。但最终，高太后想让赵煦成为仁宗，赵煦还是成了神宗，爹是亲爹，曾爷却不是亲曾爷，基因鞭长莫及。而且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一个严厉的家长，通常会让孩子的叛逆期来得更猛烈些。
从变法派的角度，祖宗之法不可改，祖宗之地就能丢？嘴上是主义，心里是权力。我们要回来，要打倒一切反动派，要彻底推进变法。
但回来，变法派说了不算。
元祐八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了，宋哲宗赵煦亲政了。
这一年赵煦16岁，叛逆期已汹涌来到，高后后期已经见识过，现在高后走了，再没有人能制约他。
变法，变法，凡是高太后赞同的，都要反对！
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继承的当然是神宗遗志。司马光是去世了，但这事儿没完，追贬封号，毁坏先前赐予的墓碑，苏轼、苏辙兄弟被赶去岭南吃荔枝，高太后差点连太后名位都保不住，一度被指“老奸擅国”（太后临朝，史上都没有当朝被骂这么惨的）。
当然，这一切不是哲宗一个人干的。他有打手，这个新打手叫章惇，和苏轼有过一段过独木桥轶事，苏轼当时就判断这是个心狠手辣的主。
章惇就是哲宗的王安石，在铁腕上犹有过之，他主持重新恢复王安石变法，对西夏则重启战端，并最终经过两次平夏城之战逼得西夏称臣。跟辽国的关系也搞得很紧张，双方差点打起来。
就这么折腾了几年，公元1100年，赵煦病逝，年仅23岁。接下来就轮到著名的徽宗皇帝登场了。
最后一点思考。
王安石变法最后走了极端。司马光矫枉过正，反对变法又走了极端。而在司马光反左过程中，被打为大奸臣的章惇，一朝得势，再一次走了极端。
就这样，大宋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迅速内耗，终至于亡国。
后世评价，北宋亡于神宗，王安石自然是主要责任人。但如果当时，变法能形成充分共识，王安石何至于走极端。根本上，还是北宋的政治土壤决定了改革不可行。
贵族和士大夫绑架了皇权，积极作用是对皇权充分制约，消极作用则是，任何需要贵族士大夫阶层让利给平民阶层的改革都会受到极大的阻扰。
对我们现代政治的启示大概是：资本与公权力需要一个平衡，资本过于强大，敲骨吸髓则不利于底层人民的生业，公权力过于强大，则有滑向专制独裁的危险，一切纠偏机制都会失效。
归根到底，政治是平衡的艺术，基础设计不平衡，就会滑向变态的平衡。
我是不明山人，正在写简明中国史的不明山人，欢迎关注公众号——不明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