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种
第七章 梅雨
阿水是芒种前两天到的青湖镇。
青湖镇在长江南岸，属吴江县管。说是镇，其实就一条街，街两边是卖农资的、修摩托车的、打铁的，还有一个邮政储蓄所。阿水从常德老家坐了一天一夜的大巴，到了吴江县城又转了一趟中巴，最后在青湖镇的街口下车。他背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包腊肉、一双高筒雨靴。雨靴是去年买的，已经补过两次，左脚那只脚后跟的补丁是一块自行车内胎皮，用胶水粘的，有点硬，走路的时候硌脚。
来接他的是个叫老潘的人。老潘全名叫潘有田，五十二岁，皮肤黑得像被酱油腌过，笑起来一口黄牙。他骑了一辆破旧的电动三轮车，车厢里放着一台抽水泵和一捆塑料水管，还有半袋复合肥。阿水把编织袋扔进车厢，自己坐在车厢边上，电动三轮车突突突地开上了乡道。路两边是连片的水田，刚插下去的稻秧还没缓过劲来，蔫蔫地耷拉着脑袋。远处有一片秧田，秧苗还没拔完，绿油油地铺在水面上，像一床翠绿的毯子。
“老潘，今年的稻秧怎么样？”阿水侧过头问。
“还行。就是前几天雨太大，冲坏了一些，得补。正好你来了，明天就开始。”老潘开着车，头也不回地说，“工钱跟去年一样，一天一百五，管三顿饭，住我家的偏房。你去年住过的那间。”
阿水点点头。他去年来过一次，帮老潘插了一季稻秧。老潘是青湖镇最大的种粮户，包了三百多亩水田，种的是早籼稻，芒种前后是插秧最忙的时候。他自己干不过来，每年都要雇人。雇的大多是外地来的稻农——湖南的、江西的、湖北的，都是种过稻的人，不用教，来了就能下田。
电动三轮车拐进一条土路，颠簸得厉害。阿水抓紧车帮，脚边的抽水泵被颠得哐当哐当响。土路两边是连片的水田，已经灌满了水，在阴天里泛着灰白色的光。几个穿着塑料雨衣的人在水田里弯着腰插秧，远远看去像几只浮在水面上的蜗牛。阿水看着那些背影，心里涌起一种熟悉的踏实感。他在常德老家也种稻，种了八年，从拔秧到插秧，从施肥到打药，什么都会。种稻比打工累十倍，但心里踏实——这句话他跟很多人说过，每次说的都是真心话。
到了老潘家，阿水把编织袋放进偏房。偏房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袋稻种，还有一台旧的手摇风车。阿水打开窗，一股潮湿的风涌进来，带着水田里的土腥气。他深深吸了一口，觉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
晚饭是老潘的老婆做的，红烧肉、炒青菜、一碟花生米、一碗紫菜蛋花汤。老潘开了瓶白酒，给阿水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今年的稻价不好，比去年跌了一毛多。”老潘喝了口酒，叹了口气，“化肥又涨了，人工也涨了。算下来，一亩地能挣两三百就烧高香了。”
阿水没接话。他知道老潘不容易。包三百多亩地，光租金一年就要十几万，加上种子、化肥、农药、人工，投入大得吓人。遇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好，万一遇到大旱大涝，一年就白干了。但老潘还是年年种，年年包地。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改行，他说：“不种地我干什么？我就会种地。”
阿水端起酒杯碰了一下老潘的杯子。他也是。除了种地，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在电子厂的时候，他每天站在流水线前，把一块块电路板从一个筐里搬到另一个筐里，从早搬到晚，从晚搬到早。搬了十年，他的脑子越来越空，心也越来越空。后来他回家了，踩进水田的那一刻，脚底板被冰冷的泥水一激，他浑身打了个哆嗦，然后心里那块空了十年的地方忽然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泥水，稻秧，南风，蛙声。这些他在外面做梦都梦不到的东西，原来一直在家里等着他。
第八章 秧马
芒种第九天。赵家湾的新玉米已经出了苗，嫩绿的叶尖从土里钻出来，顶着露珠，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赵大江起了个大早，去玉米地里转了一圈。苗出得不错，除了被雨冲坏的那一小块补种的还没动静，其他的都齐刷刷地露了头。赵德厚说，再下两场雨，苗就壮了。
南方的雨却还没停。
阿水来青湖镇的第三天，一场暴雨又来了。雨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打在瓦上，噼里啪啦响了一整夜。阿水躺在偏房的木板床上，听着雨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秧田里的秧苗会不会被淹。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睡。明天要早起拔秧，不睡不行。
天还没亮，老潘就来敲门了。阿水穿上雨靴，披上塑料雨衣，跟着老潘出了门。雨还在下，不大不小，细细密密地织成一张网，把整个青湖镇都罩在里面。乡道变成了泥路，一脚踩下去，泥巴没到脚踝。路边的排水沟全满了，浑浊的水哗哗地往河里流。
秧田在村西头，大概有五六亩。秧苗长得很密，挤挤挨挨地铺在水面上，在雨中泛着一种湿漉漉的绿光。已经有几个人在秧田里忙了——都是老潘雇来的稻农，两男一女，一个蹲在田埂上抽旱烟，一个已经把裤腿卷到了大腿根下了水，那个女的头上包着一块蓝色的方巾，正弯腰拔秧。阿水认识其中一个，是他去年一起来干过活的江西老表，姓周，四十多岁，个子矮，但手脚快。阿水朝他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拔秧是个技术活。阿水把裤腿卷到大腿根，脱了鞋，光脚踩进秧田。水很冷，冷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弯下腰去，双手探进冷水里，开始拔秧。拔秧不能乱拔，得从根部拔起，一撮一撮地拔，不能把秧苗的根须拔断；拔出来的秧苗要在水里涮去根上的泥，扎成一把一把，整整齐齐地码在田埂上。他一边拔一边退，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深深浅浅的脚印。水花溅起来，落在他的脸上，混着雨水往下淌。
拔完一垄秧苗，阿水的十根手指已经皱得像是泡了半天的黄豆。他的腰疼得厉害，直起来的时候，腰椎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断裂了一下。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走到田埂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两口，又掐灭，弯下腰继续拔。
秧马是拔完秧以后用的。秧马是一种简单的农具，几根木料拼成一个马鞍的形状，人跨坐在上面，两手拔秧，两脚往后退，秧马就在泥水里滑行。楼璹写过这个——“清晨且拔擢，父子争提携。”但阿水没有父子可争。他父亲早就不在了，走的时候他还在东莞的电子厂里加班，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后来他每次读到这句话，心里都会揪一下。不是疼，是空。
太阳出来了。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秧田的水面上飘着一层薄雾，在阳光里慢慢散开。阿水直起腰，把最后一捆秧苗扔上田埂，坐在秧马上歇口气。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快中午了。拔了一上午的秧，他的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但回头看了看田埂上码得整整齐齐的秧捆，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阿水，吃饭了！”老潘在地头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盒饭。
阿水从秧马上下来，坐到田埂上，接过盒饭打开。白米饭上盖着几块红烧肉和一些青菜，还冒着热气。他埋头吃，吃得很急，好像连嚼都来不及嚼就吞下去了。吃完了又喝了一整瓶矿泉水，才觉得力气回来了一些。
下午要开始插秧了。大田已经犁好了，灌满了水，远远看去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把天上的云都收在里面。阿水把一把秧苗夹在左腋下，右手机械地往泥里插——一棵，两棵，三棵。插秧的人倒退着走，每插一棵就往后退一步，身后留下笔直的秧行。水花溅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溅起来，周而复始，像钟摆。
他想起范成大的诗句——“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寒。”披絮插秧，这四个字，他在书本上读到过，在现实中体会过。水田里的水是冷的，天上下的雨也是冷的，人在水田里站一天，从脚底板到膝盖都是冰的。但他没有抱怨。他知道，今天插下去的每一棵秧苗，秋天都会变成一穗稻谷。你弯多少次腰，它就还你多少斤稻谷。土地从不亏欠任何人。
第九章 水田
插秧是退着走的。退一步，插一棵；再退一步，再插一棵。你的面前永远是还没插的空水田，你的身后是已经插好的秧行。
阿水喜欢在插秧的时候想事情。这个姿势很奇妙——你的眼睛看着的是空的，是还没做的事，是未来；你的身后是满的，是已经做完的事，是过去。你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步一步地退着走。每退一步，过去就多一块，未来就少一块。等到未来全部变成了过去，你就退到了田埂边，整块田都绿了。
他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从来不看身后。流水线上的电路板一块接一块地从前面传过来，他装完一块，下一块已经过来了。没有尽头，也没有起点。你永远在装，永远装不完。那时候他觉得时间是一团糨糊，黏黏糊糊的，把所有日子都粘在一起，分不清今天和昨天，昨天和前天。现在在水田里，时间是清楚的——一行秧苗就是一段光阴，一排秧行就是一笔账。你今天插了多少行，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插得快，太阳还在半山腰；你插得慢，太阳就落到山后面去了。时间在秧田里是有形状的，是绿色的，是一行一行地排在水面上的。
太阳升到正中的时候，老潘喊大家歇晌。几个人坐到田边的柳树下，拿出各自带来的水壶和干粮，边吃边聊。老周说他儿子今年高考，希望能考上大学，不要再回家种地了。“种地太苦了，我不让他再吃这个苦。”他啃着一块干馒头，声音闷闷的。那个头上包着蓝方巾的女人姓刘，大家都叫她刘姐，是江西抚州人，今年四十五岁，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她跟丈夫一起出来帮人种稻。她说，种稻虽然累，但比在工厂里受气强。“在厂里，管工骂你像骂孙子一样。在这里，老潘从来不骂人。”
阿水没搭话。他只是靠着树干，望着水田里那一片新插的秧苗。稻秧在水面上微微晃动，像是大地的呼吸。
下午插到天擦黑。阿水直起腰的时候，听见腰椎一连串的脆响。他的十根手指已经被泥水泡得发白，皱巴巴的，像泡了一整天的黄豆。他的膝盖以下完全麻木了，走路的时候感觉像是踩在别人的腿上。但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整块大田都插满了绿苗，一行一行站得笔直，像列队的士兵。他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满足。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因为说出来怕人笑话——几行稻秧有什么好骄傲的？但他就是骄傲。每一棵都是他亲手插下去的，每一行都是他一步一步退出来的。到了秋天，它们会抽穗，会扬花，会结出金黄的稻谷。而那些稻谷，会变成米饭，被人吃进肚子里。他做的事，是在养活人。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不重要。稻谷知道就够了。
晚上，阿水在老潘家的院子里冲凉。凉水从头上浇下来，带走了一天的泥和汗。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月亮很亮，星星很多。萤火虫从稻田的方向飞过来，在院子里一闪一闪的，像是谁把一把碎星星撒在夜空里。
他听见老潘在堂屋里打电话。老潘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阿水还是听见了几句——“今年稻价恐怕还要跌……化肥又涨了……三百亩地，租金就要十几万……再这样下去，明年不包了……”然后是沉默，老潘挂了电话，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阿水没有走过去。他站在院子里的黑暗中，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另一种累，是看到土地和种地的人都在慢慢老去、慢慢消失的那种累。
他想起常德老家。他家也有几亩水田，父亲在世的时候种得很好，年年水稻产量在村里排前三。父亲走了以后，田荒了一年，后来他回来了，才慢慢又种起来。但村里种稻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全出去打工了，田有的荒了，有的被人承包了，有的盖了房子。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村子又空了一些，又安静了一些。他知道，有一天这个村子也许会彻底空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些田谁来种呢？
他回到偏房，躺在床上。窗外的蛙声此起彼伏，一更更比一更长，唱到稻花深处月如霜。他听着蛙声，想起了芒种夜雨过后满地萤火的家乡——秧苗挂着半轮星，踩露下田塍。那些画面在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像一部永远放不完的老电影。
第十章 披絮
芒种第十二天。又一场寒潮来了。
芒种刮风热烘烘，夏至无雨地裂缝——这是北方。在南方，芒种是另一副面孔。梅雨带来的不是温暖，是湿冷。水田里的水是山上化下来的雪水、泉水，芒种前后气温虽然升高了，但水温还很低。赤脚下田，水冷得刺骨。风夹着雨吹过来，打在人身上，又湿又冷。那种冷不是冬天的冷，冬天的冷是干的，你穿厚了就暖和了。芒种的冷是湿的，穿什么都没用，水汽从每一个缝隙往里钻，一直钻到骨头缝里。
阿水在田里站了一上午，膝盖以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老周的脸色发白，嘴唇乌紫，像被人打了两拳。老潘让他上岸歇一会儿，他没理，继续弯着腰插秧。他的手冻得发抖，秧苗插下去又浮起来，反复好几次。后来他干脆把秧苗咬在嘴里，一棵一棵地往下栽。刘姐最惨。她头上包着方巾，雨还是顺着脖子往衣服里灌。她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乌，手指冻得像十根胡萝卜。但女人有一种男人没有的韧劲，她一声不吭，只是弯着腰，一棵一棵地栽。她的腰弯下去的时候，像一把尺子在丈量土地；直起来的时候，像一株稻子从泥水里挺起。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瓶二锅头，拧开盖子灌了一口，递给阿水。阿水接过来也灌了一口。酒劲冲上来，辣得他直咳嗽，但身体暖过来了。他把酒瓶还给老周，老周没接——他已经靠在田埂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半个冷馒头，脸上落着一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的蝴蝶。
下午，太阳终于出来了。雨停了。水田里的水在太阳下泛着金光，稻秧的叶子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无数颗碎钻。阿水直起腰，擦了擦脸上的水。回头一看，身后的秧行整整齐齐地站在水面上，刚才的冷和累，忽然全都不重要了。稻田里有句老话——“退到田头抬起头，一片青苗接远山”。他现在就退到了田头。身后的青苗一片一片地铺向远方，和远处的青山连在一起。他忽然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
第十一章 安苗
芒种第十四天。插秧接近尾声。
老潘说，明天再插一天，三百亩田就全插完了。阿水心里有点失落——不是怕没活干，是怕那种踏实感随着插秧的结束而消失。但老潘又说：“明天插完秧，晚上安苗。”
安苗。阿水听说过这个习俗，但没见过。老潘说，这是皖南一带的老风俗，种完水稻后，用新麦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的形状，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供在村社前，祈求风调雨顺、稻谷丰收。老潘的爷爷那一辈年年都做，到了老潘这一辈，已经很少有人做了。“但我还是每年都做，”老潘说，“不求别的，求个心安。”
第二天收工以后，老潘把大家叫到堂屋里。老潘的老婆已经把新麦面揉好了，在案板上堆着，旁边摆着几个小碗，碗里盛着菠菜汁、南瓜汁、紫甘蓝汁——绿色、黄色、紫色，都是菜地里现摘的菜榨出来的汁。还有一把竹刀，是老潘的爷爷留下的，刀柄已经磨得光滑发亮。
“每人捏一样。”老潘说，“想捏什么就捏什么。”
老周捏了一头牛。他的手很巧，面团在他手里揉揉捏捏，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头牛的样子——牛角弯弯的，牛腿粗粗的，牛尾巴还翘着。他用南瓜汁把牛染成黄色，放在竹箩里，远看像真的一样。刘姐捏了一个南瓜，圆滚滚的，上面还捏了一片叶子，叶脉清晰可见，用菠菜汁染了绿。她捏的时候很认真，眼睛盯着手里的面团，嘴里念念有词，阿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后来她告诉他，她在跟南瓜说话——“保佑今年稻子长得像南瓜一样壮实。”
阿水捏了一把稻穗。他把面团搓成细长条，用竹刀在上面一刀一刀地刻出谷粒的纹路，然后用南瓜汁染成金黄色，放在竹箩里。他捏得很仔细，每一粒谷粒都刻了三刀，一刀深、一刀浅、一刀斜。他想起父亲的稻田——秋天的稻穗就是这样低着头的，沉甸甸的，把稻秆压弯了腰。那时候父亲就站在田埂上看着稻穗笑，眼角笑出了深深的笑纹。
供品摆好了。竹箩里装着老周捏的牛、刘姐捏的南瓜、阿水捏的稻穗，还有老潘自己捏的一头猪和一棵白菜。老潘端着竹箩走出院子，走到村口的老社树下。社树是一棵大樟树，据说有三百多年了，树冠遮天蔽日，树下供着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社稷之神”四个字。
老潘把竹箩放在石碑前，点燃三炷香，插在碑前的香炉里。然后他跪下去，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老周也跪了。刘姐也跪了。阿水犹豫了一下，也跪了下去。他从十几岁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土地。在外面漂了十年，他早已不再相信这些。但此刻他跪在社树下，闻到新麦面的香气，看见自己亲手捏的稻穗摆在供桌上，他忽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回到父亲带着他去祭社的那个早晨。
老潘念完了，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明年芒种，咱们再安苗。”
大家七手八脚地分了面塑。老周把他捏的牛给了刘姐，刘姐把她捏的南瓜给了阿水。阿水把自己捏的稻穗给了老潘。老潘接过来看了看，说了句：“这稻穗捏得好，跟真的一样。今年秋天，稻子一定好。”他把稻穗小心地装进口袋里，拍了拍阿水的肩膀。
阿水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秋天，老潘的稻子丰收了，收了两百多吨稻谷。镇上的粮站给的价格低，老潘没卖，囤在仓库里等涨价。结果等到今年开春，稻价不但没涨，反而跌了。老潘亏了一大笔钱，但他什么也没说，春天照样包地，芒种照样插秧。阿水问他为什么不改行，老潘笑了笑，说：“除了种地，我什么都不会。”说完这句话，他又补充了一句：“也不是什么都不会。是除了种地，什么都不想干。”
阿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知道自己也是这样。除了种地，什么都不想干。
第十二章 泥巴
芒种第十五天。插秧的最后一天。
老潘说，今天插完，晚上请大家喝酒。阿水一早就下了田。太阳还没出来，水面上飘着薄薄的晨雾，稻秧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群在雾中列队的士兵。田埂上的草叶挂着露珠，踩上去吧嗒吧嗒响。阿水把最后几把秧苗夹在腋下，开始插今天的第一行。水花溅起来，冰凉的，但他已经不觉得冷了。十几天下来，他的膝盖以下仿佛已经适应了这种温度，或者说，麻木了。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田里已经插了半亩。老周在他后面不远，弯着腰，一边插一边哼着江西老家的秧歌。歌声在水面上飘着，被风吹散，断断续续地传到阿水耳朵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刘姐在最远处，已经快插到田头了。她插秧的速度最快，老潘说她是“插秧机投胎的”。阿水直起腰看了一眼她的背影，在心里暗暗佩服这个沉默的女人。
快到中午的时候，不知道是谁起的头，泥巴开始飞了。
阿水正在弯腰插秧，忽然觉得后背一凉，接着听见老周在后面大笑。他直起腰回头一看，老周站在水田里，两手都是泥，正朝他挤眉弄眼。“阿水，给你盖个印！”他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坨泥巴飞过来，砸在他的肩膀上。泥巴顺着他的领口往下滑，凉飕飕的，带着水田里特有的那种土腥气。
阿水笑了。他弯下腰，从水田里抠了一大坨泥巴，朝老周扔过去。泥巴在空中散开，像一朵褐色的花，正好砸在老周的脖子上，溅了他一脸泥。老周不躲，反而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一屁股坐进水里。刘姐在远处看见了，也不示弱，从田里抠了一把泥巴，朝阿水扔过来。她扔得很准，泥巴正好落在阿水的头上，把他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泥发。
接下来场面就失控了。三四个人在秧田里互相扔泥巴，插秧的事暂时被抛到了脑后。老潘站在田埂上，起初还想维持秩序——“别闹了，快插秧，今天要完工的！”——但话音没落，一坨泥巴就飞过来糊在他嘴上。老潘吐出泥巴，骂了一句脏话，也跳下田加入了战斗。他那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踩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比谁都大。
阿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他一边躲泥巴一边扔泥巴，笑得肚子疼，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想起了打泥巴仗的习俗——贵州侗族的青年男女在芒种前后插秧时互扔泥巴，寓意收获好运，身上泥巴越多的人越受欢迎。以前他只在电视上看过，觉得那是别人的习俗，离他很远。现在他亲身参与了，才发现这个习俗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的。你在这片水田里流了太多的汗，受了太多的冷，弯了太多次腰，你需要一个借口，把泥巴扔出去，把疲惫扔出去，把压在心底的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一起扔出去。
打完泥巴仗，几个人坐在田埂上喘气。泥巴糊满了他们的衣服、头发、脸，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泥塑的。刘姐的脸上全是泥，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亮晶晶的，像两颗被泥巴包裹着的星星。老周更惨，他头发里的泥已经结成了块，怎么抠都抠不掉，干脆不管了。阿水看了看自己，两只手臂上全是泥，干了的泥巴裂成了不规则的纹路，像一幅谁也看不懂的地图。
“泥巴越多，秋后稻谷越多。”老潘笑着说，“你们几个，今年运气不会差。”
阿水忽然想起赵家湾的麦田，想起赵大江在打谷场上扬场的样子。他和赵大江只见过一面——在镇上的渡口，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对着江水抽了一根烟。但那一刻他有一种感觉：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流的却是同一种汗。北方的麦子和南方的稻子，南风把它们的香气吹在了一起。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最后一块田也插完了。阿水站在田埂上，看着满田的秧苗，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满足。这三百亩水田，十几天的弯腰和退步，无数次的冷和累，现在都化作了这些站在水面上的稻秧。再过几个月，它们会抽穗扬花，结出金黄的稻谷。那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在青湖镇了——他要去下一个雇主那里，或者回常德老家，种自己的那几亩水田。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稻秧会长大，会成熟，会变成米饭，被人吃进肚子里。他做的事，有人在买单。虽然那个买单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也不重要。稻谷知道就够了。
老潘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也看着那片水田。两个人沉默了很久。
“明年还来吗？”老潘问。
“来。”阿水说。
老潘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阿水又站了一会儿，看着最后一缕晚霞消失在天边，看着满田的蛙声升起来。然后他转过身，踩着田埂上软软的泥，朝老潘家的偏房走去。明天他就要走了，但芒种还没完。夏至还在路上，大暑还在路上，立秋还在路上。节气一个接一个，不会停的。他也不会停。
第三卷 管
第十三章 锄草
芒种过了半个月，玉米苗已经长到膝盖高了。赵大江蹲在地头，看着一行一行绿油油的玉米苗，心里很踏实。这些苗是他和父亲一粒一粒种下去的，现在它们站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等检阅的士兵。南风吹过来，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给大地说着什么悄悄话。
但杂草也长起来了。马唐、狗尾草、稗草、马齿苋，跟玉米比着往上窜。不锄掉，它们就跟玉米抢肥、抢水、抢阳光。赵德厚说，芒种过后正是锄草的最佳时机——草还嫩，根还没扎深，锄一下就能断根；等再过十天半月，草老了，根深了，再锄就费劲了。锄地是最考验耐心的农活。不像割麦子那样大开大合，锄地要蹲着或者弯着腰，一寸一寸地往前挪，锄头在土皮上轻轻削过，把草连根刮起，又不伤玉米的根。
赵大江以前最怕锄地。小时候父亲让他锄地，他蹲不到一垄就喊腿麻，站起来一跺脚，踩倒了好几棵玉米苗。父亲气得拿锄头柄打他屁股，打完又蹲下去把踩倒的苗扶起来。从那以后，赵大江就不爱锄地了，一听见父亲说“明天去锄草”，他就头疼。可现在他蹲在地里，一行一行地锄，不觉得烦，也不觉得累。锄头在他手里像一把精巧的手术刀，在玉米根和杂草之间游刃有余地移动。他可以一蹲就是半天，不抬头，不说话，只是锄、锄、锄。太阳晒在他后背上，汗从脊梁沟里往下淌，把裤腰浸得透湿。他每隔一会儿就站起来喝口水，然后蹲下去继续锄。
他想，这是他跟土地之间的事。他在外面打工那些年，从来没有这种踏实感。工厂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工位是临时的，工作是临时的，人际关系也是临时的。你走了，马上有人顶上；你留下的痕迹，一天之内就会被抹得干干净净。但土地不是临时的，你在这块地上锄了一行草，它就干净一行；你施了一担肥，它就壮一分。你做过的每件事都被记录在作物的长势里，等到秋天，它会用产量给你答复。
陈小满也来帮忙锄草。他还是那个姿势——右臂发力，左肩微微往后缩着，像一只受伤的鸟在用单翅飞行。赵大江终于忍不住问了他：“小满，你左肩怎么了？”
陈小满手里的锄头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锄。“没、没什么。小时候摔、摔的。”
赵大江没再问。但他知道那不是摔的。摔伤不会留下那么大一块疤，摔伤也不会让一个人十几年只用右肩扛东西。他想起村里那些关于陈家老头的传闻——陈小满的爷爷酗酒，喝醉了就打人。陈小满的父母出去打工那几年，老人常常喝得烂醉。后来有一天，陈小满被送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左肩缝了十几针。邻居说是摔的，但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摔的。
赵大江看着陈小满，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和那只看似正常但永远微微缩着的左肩，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年轻人，从十几岁起就用一只肩膀扛生活，扛到今天，他说他最大的理想是在县城开一家修手机的店。也许那个理想永远不会实现，但他从来不放弃。
“小满，”赵大江说，“以后你锄草别用右肩扛锄头了。用双手。”
陈小满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我、我试试。”
第十四章 追肥
锄完草，紧接着就是追肥。赵德厚说，玉米拔节的这段时间是追肥的关键期——追上了，秆子粗壮，穗子大；追不上，秆子细瘦，穗子小，一亩地差上百斤是常有的事。赵大江跟着父亲去镇上买化肥。农资店里堆满了各种肥料——尿素、复合肥、磷肥、钾肥，刺鼻的氨味熏得人睁不开眼。赵德厚蹲在地上，挨个看肥料的成分表，又挨个问价格，最后挑了一种氮磷钾复合肥，说这个好，肥效长，不容易流失。
买完肥料回家的路上，赵大江开着三轮车，赵德厚坐在车厢里靠着化肥袋子。路两边是连片的玉米地，苗已经长到半人高了，在夕阳下泛着墨绿色的光。赵德厚忽然说：“你妈腰上长了个瘤子。”
赵大江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一下，三轮车猛地偏向路边，他赶紧把方向盘拉回来。“什么时候查出来的？”他的声音有点发紧。
“上个月。县医院查的，说是良性，但要开刀。你妈说等收完秋再去。”
赵大江沉默了。收完秋再去——他听过太多次这句话了。父亲腰疼，说等收完秋再去看；母亲头晕，说等收完秋再去看；现在腰上长了瘤子，还是等收完秋再去。他知道这不是拖延，这是农民的算法——看病要花钱，要花时间，而时间和钱都拴在地里。麦子该收了，玉米该种了，地里的活一件接一件，哪一件都等不得。自己的身体，偏偏是可以等的。
“明天我去县医院问问。”赵大江说，“看什么时候能动手术，要多少钱。钱的事，我想办法。”
赵德厚没接话。他把头靠在化肥袋上，闭上了眼。三轮车突突突地往前开，晚风把他的白发吹得一缕一缕地竖起来。赵大江从后视镜里看见父亲的脸——那是一张被太阳晒了一辈子、被风吹了一辈子、被汗水浸了一辈子的脸。皱纹很深，深得像南冈上被雨水冲出的一道道沟壑。
晚上，赵大江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把银行卡里的余额查了一遍。不多，但勉强够母亲的手术费。只是手术之后，他手里就没什么钱了。本来这些钱是打算留着翻修老屋的，或者当做回城里重新找工作的过渡期生活费。但现在用不上了——或者说，用在了更需要的地方。他没有犹豫。他只是对着月光坐了很长时间，然后回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请了假，坐上去县城的中巴，去县医院问手术的事。医生说，瘤子不大，手术不算复杂，住院一个礼拜左右，费用大概三万。赵大江把银行卡攥在手心里，感觉到那层薄薄的塑料片在出汗的掌心微微发烫。三万。他攒了三年。但他只是说了句“行，我们尽快来”，然后把银行卡装回口袋。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太阳正烈，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街上的人流，心里忽然很平静——钱是死的，人是活的。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第十五章 虫
赵大江从县城回来的那天晚上，赵德厚说玉米地里起了虫。
虫是蚜虫，密密麻麻地趴在玉米叶子的背面，吸食汁液。叶子开始发黄发卷，如果不及时治，整块地都会被毁掉。赵德厚说：“得打药。明天一早就打。”
天还没亮，赵德厚就起来了。他把喷雾器灌满水，按比例倒进农药，用一根木棍搅匀。喷雾器是老式的背负式手压喷雾器，塑料水箱背上身，左手压气，右手持喷杆。赵大江记得这个喷雾器——小时候经常看见父亲背着它在地里打药，那时候喷雾器比现在还新，塑料水箱还是白色的，现在它已经变成灰黄色了，上面布满了裂纹和补丁。父亲也老了。
“我去打。”赵大江说。
“这药有毒，你没打过，我来。”
“我打过。在工地上打过除草剂。”赵大江从父亲手里接过喷雾器，背上。水箱很沉，压气杆很涩，他咬着牙试压了几下，喷嘴喷出一片白色的雾。赵德厚站在地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草帽扣在赵大江头上，说了句：“顺着风打，别逆风，药雾吹到身上有毒。”然后退到了远处。
赵大江背着喷雾器走进玉米地。玉米秆已经高过他的头了，叶子从两边伸过来，碰到脸上麻麻的。他左手压气，右手持喷杆，喷嘴对准玉米叶的背面，一片一片地喷。药雾在晨光里散开，带着刺鼻的农药味，呛得他咳嗽了几声。他想起小时候，每次打完药，父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后用肥皂反复地搓手。那时候他不懂，觉得父亲太讲究。现在他背着喷雾器，闻着刺鼻的农药味，终于懂了——那不是讲究，是对毒药的敬畏。
打完一亩地，他的肩膀被背带勒出了两道深深的红印。手压气杆压得手臂发酸，他换了一只手继续压。太阳出来了，玉米地里闷热难耐，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把衣领浸得透湿。但他没有停下来，因为他知道，少打一垄，虫就多吃一垄；虫多吃一垄，秋天就少收一垄。
打完药的玉米地，蚜虫的尸体纷纷从叶子上掉下来，落在泥土里。赵大江站在地头看着那些死去的虫子，心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一种保卫者的冷硬——他在保护自己的粮食。
第十六章 旱
芒种过后，天气越来越热，雨越来越少。赵家湾已经半个月没下雨了，地里的土开始发干发白。玉米苗虽然还在长，但中午的时候叶子会打卷——那是缺水的信号。赵德厚每天傍晚都要去地头转一圈，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搓一搓。土从指缝里漏下去，干得冒烟。他说：“要是再不下雨，就得浇了。”
又过了五天，雨还是没来。河里的水位下降了不少，抽水的柴油机一天到晚突突突地响，水管从河边一直伸到各家各户的地里。
赵大江家只有一台小水泵，是从杂物间里翻出来的老古董，电机已经锈迹斑斑，出水管上有两个洞，用胶带缠着。赵大江把水泵推到河边，接上电，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一股白花花的水柱从管道口喷出来，沿着垄沟往玉米地里跑。水过之处，干土嗞嗞地冒着气泡，像是渴极了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喝水。空气里弥漫起一股泥土的腥气，那是被太阳晒了多日的土遇到水以后吐出的第一口气。
赵大江站在垄沟边上，看着水一寸一寸地往前爬。水走得慢，他也走得慢，不时用铁锹拨一下垄沟，让水走得更匀些。他想起范成大的诗句——“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寒。”南方涝，北方旱，南北的芒种，苦处不同，但弯腰的姿势一样。水终于流到了地的尽头。赵大江直起腰，看着湿漉漉的玉米地，心里踏实了。明天，玉米就能喝饱水了。后天，叶子就不会打卷了。他做的这些事，玉米知道。
第十七章 嫁接
芒种过后，不光粮食作物要管，果树也要管。
赵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柿子树和一棵年轻的桃树。柿子树是爷爷那辈栽的，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每年秋天结的柿子又大又甜。桃树是赵大江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栽的，品种不好，结出来的桃子小，肉薄核大，不好吃。赵德厚念叨了好几年，说要把桃树嫁接一下——用好的桃枝接在这棵树的砧木上，结出的桃子就能变甜。
这天下午，赵德厚从邻居家剪来了几根水蜜桃的枝条，用湿布包着，回了家。他把赵大江叫到院子里，说要嫁接。“芒种前后是嫁接果树的最好时候，树皮容易剥开，愈合快。”赵德厚拿出嫁接刀，刀片薄得像一片柳叶，在太阳下闪着寒光。他的手虽然粗糙，但握刀的时候稳得像外科医生。
“看好了。”赵德厚蹲在桃树旁边，先在砧木上切了一个T字形的口子，刀尖轻轻一挑，树皮就翘起来了。然后从水蜜桃枝条上削下一个芽片，芽片薄薄的，带着一个小小的芽苞。他把芽片嵌进T字口里，用塑料条一圈一圈地缠紧，只露出芽苞。整个动作干净利落，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
“这个芽活了，以后这棵树就结水蜜桃了。”赵德厚站起来，把嫁接刀擦干净收好，“这就叫嫁接。把好的接到坏的上面，坏的就能变好。”
赵大江看着那根被塑料条缠得严严实实的树枝，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嫁接，不仅仅是果树的事。他这几年在外面打工，学到了一些技术，也攒了一些钱，这些就像父亲从邻居家剪来的那几根水蜜桃枝条——是外来的，是新鲜的，是可能改变命运的东西。而赵家湾这几亩地，这棵老柿子树，这间老屋，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就像砧木——是根基，是土壤，是承载一切的底座。把外来的接在本土的上面，旧的就能变新，新的就能扎根。
他把这个想法跟父亲说了。赵德厚沉默了一会儿。“你把你学到的那些东西带回来，我把这几亩地交给你，咱们一起干。”
赵大江看着父亲，看着他一头白发和粗糙的双手，点了点头。
第十八章 看云
芒种二十多天了，夏至还没到，天气却已经热得不像话。赵德厚坐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下，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眼睛望着天。赵大江从屋里端了一杯凉茶出来，递给他。
“今年的伏天，怕是要旱。”赵德厚接过茶杯，没喝，还在看天。“你看那云，散得这么快，没雨。这几天晚上也闷得不正常，地里的土干得比往年快。”
“气象预报说后天有雨。”
“气象预报。”赵德厚咂了咂嘴，“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我看了六十年天，比它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仰着头看了很久。天边有一抹淡淡的积云，但很快就被风吹散了，像是有人在用一块看不见的橡皮在天上擦。
“你爷爷教我看云，”赵德厚坐回椅子上，“早看东南，晚看西北。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披蓑衣；云往南，水满潭；云往北，旱死麦。这些，气象预报不会教你。”
赵大江没有反驳。他知道父亲这一代人，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他们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是一辈子看云、看风、看燕子飞高飞低积累下来的。这些知识也许不精确，但它们是活的——是土地借农人的口说出来的话。
“后天真的有雨？”赵大江问。
赵德厚又看了看天，闭了会儿眼睛，好像在感受风的温度和湿度。“有。你闻，南风里带着潮气。明天傍晚燕子会飞得更低。后天，雨就来了。”
后天，雨真的来了。不是暴雨，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雨，从早晨下到傍晚。玉米叶子在雨里舒展开来，前几天还打卷的叶子现在全部精神抖擞地挺着。赵大江站在屋檐下，看着雨丝斜斜地织进玉米地里，心里对父亲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敬佩——他的父亲不会看天气预报，但他看得懂天。
第四卷 候
第十九章 螳螂
芒种那天早晨，赵大江在老屋的墙根下发现了一只小螳螂。很小，通体碧绿，前肢像两把尚未开刃的镰刀，举在胸前，一动不动。他蹲下去看它，它也不逃，只是微微侧过头，用那双复眼里无数个细小的六边形打量着他——或者说，打量着这个它刚刚抵达的世界。
赵大江想起古书上说，螳螂在上一年深秋产卵，一壳百子，直到来年芒种，感应到阴气渐强，才破壳而出。也就是说，这只小螳螂在壳里等了一整个冬天，又等了一整个春天，等了霜，等了雪，等了惊蛰的雷，等了清明的雨，等了谷雨的暖，一直等到芒种——它才推开那扇门。他蹲在墙根下看着这只小螳螂，心里生出一种奇怪的共鸣。他也在壳里等了很久。在外面打工的那些年，他总觉得自己被一层看不见的壳包裹着——城市的壳，打工仔的壳，一个没有根的人的壳。他在壳里吃饭、睡觉、上班、下班，一年又一年，像一个还没到芒种的螳螂。
现在他回来了。他把壳推开了。他不知道推开壳以后会看到什么——是更广阔的天地，还是更大的风雨——但至少，他出来了。
第二十章 伯劳
芒种过后，天气越来越热。伯劳鸟开始在枝头鸣叫。
赵大江坐在院子里磨镰刀的时候，听见了那声尖锐的鸟鸣。他抬起头，看见不远处的电线杆上站着一只灰背黑眼纹的鸟，嘴一张一合，声音像刀子划过磨石。他想起古书上说芒种二候“鵙始鸣”——伯劳感阴而鸣。但他听不出什么阴气，他只听见了一种催促：该割麦子了，该插秧了，该干活了。
伯劳鸟的叫声穿透了整个村庄。麦田里割麦子的人听见了，水田里插秧的人听见了，院子里磨镰刀的人也听见了。那不是歌声，那是号角。整个芒种都在它的叫声里加速，像一列被推上高速轨道的列车。
赵大江把磨好的镰刀放在阳光下看——刀锋上有一道细细的亮光，像伯劳鸟叫声里最尖的那个音。
第二十一章 反舌
伯劳叫了，反舌却沉默了。赵大江记得，春天的时候，反舌鸟叫得最欢。它学什么像什么——学画眉，学黄鹂，学布谷鸟，学青蛙，有时候甚至学狗叫。整个春天，它都是村里的明星。可芒种一到，它忽然噤了声。
赵大江在田埂上见过一只反舌鸟。它蹲在树枝上，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看着田里弯腰的人。他朝它吹了一声口哨，它没有回。他又吹了一声，它飞走了。
他在心里问它：“你怎么不叫了？”
反舌鸟没有回答。但赵大江忽然明白了——也许它看到了。看到了麦田里挥镰的人，看到了水田里插秧的人，看到了整个大地在芒种时节集体弯下腰去。在这样的弯腰面前，学舌是一件多么轻浮的事。于是它选择了沉默。沉默不是不能叫，是觉得此时此地，安静比鸣叫更有力量。
赵大江想，他之前那些年，也像一只反舌鸟。在城市里，他学着别人的腔调说话——学城里人的口音，学老板的语气，学工友的玩笑。他学得很好，但他从来不是在说自己的话。回到村里以后，他的话变少了。不是不想说，是觉得在父亲的沉默面前，在螳螂的破壳面前，在伯劳的啼鸣面前，说太多话是多余的。
有些时候，沉默就是最好的声音。
第二十二章 蚱蝉
芒种过后，地温升高，蚱蝉开始出土。赵大江傍晚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听见了第一声蝉鸣。那声音从石榴树上传下来，尖而长，像一根细铁丝在空中拉过。接着，第二声起来了，第三声，第四声……不到一炷香的功夫，满村的蝉都叫起来了。它们的声音汇成一片，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母亲说，蝉叫得越早，伏天越热。今年蝉叫得这么早，三伏怕是要热死人。赵大江放下碗，走到石榴树下。树干上趴着一只刚蜕完壳的蝉，壳还留在树皮上，空空的，透明的，像一件被脱下来的旧衣裳。那只刚出壳的蝉全身嫩绿，翅膀还没展开，软软地贴在背上，在夕阳里微微颤抖。他不知道蝉在蜕壳的时候疼不疼——但它花了几年在地下等待，又花了几个小时在壳里挣扎，最后把旧壳留在树上，带着新翅飞上枝头。这个过程叫“蜕”，也叫“变”。人也是一样。有些旧的壳不蜕掉，就永远爬不上枝头。
第二十三章 萤火
芒种夜，萤火出篱根。一点流光穿暗叶，三更冷露湿无痕。照见插秧人。
赵大江记得这首词，但想不起是在哪里读到的了。他只记得芒种的夜晚，萤火虫是第一批亮起来的灯。它们从稻田的方向飞过来，穿过篱笆，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明灭不定。有时候一只萤火虫会飞得很低，从他的眼前掠过，那一瞬间的荧光照得他的眼睛眯起来——不是刺眼，是那种微弱的、温柔的、像从另一个世界借来的光。
母亲说萤火虫是死去的亲人回来看家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赵大江不信，但他每次看到萤火虫，都会想起祖父。祖父在他七岁那年走的，他记得下葬那天也是芒种前后，也是萤火虫到处飞的季节。如果萤火虫真的是死去的亲人，那祖父每年芒种都会回来看一看——看麦子收了多少，看稻秧插了没有，看一家人还平安不平安。
那点流光一闪一闪的，像是大地的呼吸，也像是时间眨了一下眼。
第二十四章 蛙声
芒种雨初歇，蛙声满四乡。一更更比一更长，唱到稻花深处月如霜。
赵大江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听着蛙声。南冈上的麦茬在月光下泛着白光，玉米地在夜色里黑沉沉的，偶尔有风吹过来，玉米叶子沙沙地响，像是在回应蛙声。他听见父亲在屋里翻身，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咳嗽。他们都老了。
他想起阿水在渡口说的那句话——“你要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先看看脚下的路。路在，就不会丢。”
脚下的路。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泥地，那是被他和父亲踩了无数遍的院子。这院子，从他出生就在这里了。也许它会一直在这里——在他父亲走后，在他走后，在所有人都走后，它还会在这里。等着南风，等着麦黄，等着又一个芒种。
田父开门听，今年蛙比去年狂，料得秋来谷子满仓房。
（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完·第五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