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正赶上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东北地区的农村，大多数年轻力壮的男人女人离开家乡，一时间掀起了打工热潮。我父母也不例外，在我6岁的时候，撇下我和姐姐两个人，外出打工。我和姐姐顺理成章变成了留守儿童。
6岁以前的记忆，我一点都没有。而在姥姥家留守的那几年，就像在脑袋里装了摄影机，过去发生的每一幕，都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是我童年抹也抹不掉的记忆。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很冷，每逢下大雪，屋子里的门都推不开。姥爷会在院子里清扫出一条常走的小道，左右两边堆积的雪堆比我人都高，使劲往雪堆里一跳，人就没了影。
小舅舅养的一条大狼狗，常常在冬天不自觉的去舔刚从外面拿回来铁斧头，舌头粘在斧头上拿不下来疼的嗷嗷叫，又心疼又好笑，平日里对外人“吆五喝六”，一个铁斧头就能让它露出愚蠢的本相。
春天来的时候，路上的雪化成水，掺和到土里变成了泥。街坊邻居家的小屁孩儿出去溜一圈儿就揣了满脚的泥。我从来不跟那些喜欢踹泥巴的小孩子玩儿，因为我爱干净。衣服脏了，立马就脱下来洗，即使第二天衣服还没有干透，我也要穿着它去上学。
夏天雨水多的时候，通往学校门口的那条路，就变成了不深不浅的小水沟，孩子们最喜欢的雨季，是那段可以光着脚丫子在水沟里淌水玩儿的日子。能忘记去上课，放学也能忘记回家。
虽然作为留守儿童，但那时候的我们姐妹俩，一点都不觉得跟别人有什么差别。父母不在，但是姥姥把我们照顾的很好，穿衣干净，头发整洁。更重要的是，没有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我们姐俩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让人羡慕。
在我们东北那座小山村，在不大的小学校园里，有一排红顶白墙的瓦房。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2个班，大约有一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班级不大，二十几个学生，教室里的桌子是木头的，板凳是那种长条椅，一条椅子上坐两个人，需要时刻掌握好平衡，遇上调皮捣蛋鬼同桌，一个恶作剧，很容易一屁股坐地上的那种。
冬天下雪之前，教室里提前安装一个取暖的火炉。每天早上都要有人提前来教室里把火炉引着，烧的屋子里热气腾腾，迎接同学们来上课。而我，就是那个为大家送来温暖的人，因为，我是班长。
早晨起来，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用铁钩子勾开炉盖儿，先放一层玉米杆，再放一层煤，盖上盖子，从中间的小门那里把玉米杆点燃，火苗慢慢渗透到顶层的煤块上，屋子里渐渐升出一股暖流，小脸蛋儿缓过来以后变成了高原红。八九岁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也从来都不抱怨，因为，我是班长。胳膊上戴着三道杠，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不是内卷，而是，无上的荣耀。
下过雪后，学校操场上一望无际，白雪皑皑。校长组织全校学生扫雪，八九岁的男孩女孩儿们，像个大人似的手里拿着大铁锹，一下一下地铲过松软的白雪。在校长看不见得时候，一团团雪球扑面而来，孩子们瞬间像是启动了欢乐的按钮，三三两两打成一团。雪球飞溅，雪花在操场上飘飘洒洒，弹奏出一曲快乐又难忘的童年。
小时候我也很调皮，从来无所畏惧。隔壁班的男孩子，经常组队来找我们干架，我作为班级里的大姐大，带领班里的女孩子们迎难而上，打雪仗、打出溜滑都不在话下。有一次，隔壁班的班长调皮往我身上扔小石子，我趁其不备将石子扔回去，没想到他往地上一蹲，“啪”，石子砸到了教室的窗户，玻璃渣随即散落一地。我心想，完蛋了，姥爷一定要打我了。
后来，姥爷去学校里测量了玻璃的尺寸，买了一块玻璃给安装上了，除了在学校里跟老师赔礼道歉以外，自始至终没有骂过我一句，没打过我一下。我很开心，躲过一劫。
到了播种的季节，家家户户的大人们忙着耕种，小孩子们在院子里跳皮筋儿，过家家，在下过雨的地面上切豆腐块。
庄稼逐渐长高了，跟小孩子一样高。有一次，我跟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们去玉米地里玩儿，其中有一个孩子的腿摔坏了需要止血，大一点的孩子们使坏，说玉米叶子可以止血，就让我们去拔玉米苗。地头上的玉米苗快被我们拔秃了，玉米地的主人不乐意了，找到家里来。光赔礼道歉还不算，等到秋收的时候，还送了一袋玉米给人家，这才罢休。这回躲不过去了，姥爷拿鞋底子打了我的屁股，一顿肉体上的教训。
那是我第一次挨打，也是直到我长大后离开姥姥家唯一的一次。因为，那个年代的农村，粮食比钱重要多了。
课间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去小卖部买5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袋，掏出调料包，再把方便面捏碎，调料包一股脑儿地倒进方便面袋子里，稍微一晃，一口一口地吃得贼香。当然，最后连渣渣都不剩的秘诀，是张着大嘴，抻开包装袋的一角直接往嘴里倒。最后看着空无一物的包装袋，别提那感觉是有多爽快了。
那些年每逢过年，父母从外地带回来的新衣服和别人没有的文具盒，是我和姐姐最开心的事儿。父母还年轻，姥姥姥爷也还年轻，一年到头回来一次，每逢离别和重逢，是他们又开心又难过的日子，常常是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我和姐姐那时候对父母离开或者是回来并没有太复杂的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牵挂和想念。穿得干净，玩儿得开心，况且，我们在姥姥家，一直都过得不错。
就这样一直到了11岁，我在姥姥家快乐的童年结束了。
父母执意要带我一起去外地，给我找了学校，去那边念书。学校、同学包括那条上下学回家的路，一切都变得陌生。语言不通，再加上三年级开始学的英语，我一点都没学过。我开始变得焦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是不想去上学而开始哇哇大哭；每天晚上放学，第一件事儿是去妈妈的朋友家跟着高年级的孩子学习英语。好在刻苦换来的，是一次次进步的成绩，和对老师对我的肯定和赞扬。我从一个毫无基础的英语盲，过渡到英语课代表领读，最后代表学校参加英语奥林匹克竞赛。父母对我很满意，当然，我从未让他们失望过。
离开老家以后，那些青梅竹马的玩儿伴，在手机还没普及到人手一个的年代，大多数都失去了联系。为数不多的一个，我们书信来往联系了一年，后来因为数次搬家更换座机号码而被迫中断。
我的快乐没有了。
不只是因为失去了朋友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肆无忌惮的年纪。
因为上学的缘故，父母很少带我回老家了，中间姥姥姥爷来过几次，但没过多久又回去了。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那座充满童年快乐的小村子，满怀激动地站在姥姥面前，姥姥竟认不出我来。离家3年，个子长得很快，戴上了眼镜，扎起了马尾辫，活脱脱14岁的美少女，简直是不敢相信，就是小时候带头打架的那个小毛丫头。等缓过神儿来，姥姥抱着我哭了，跟当年我妈从外地回来时候一样。只是，年岁渐长，她不再抱妈妈了，换成抱我。
家乡的一切都没有变样，唯独变样了的，是小时候跟我一起疯玩儿的小伙伴们，有的在县城读初中，有的被迫辍学在家干农活儿，有的搬离了村子再也没有了音信。
直到我大学毕业回来，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在聚会上我开始聊不进去他们的话题，我开始厌倦那种乌烟瘴气的酒局，我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些人，还是不是与我同龄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童年，彻底结束了。
我童年的快乐，仅仅保留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彼此真诚、简单，即使物质相对匮乏，精神上却无比富足。
长大以后，家乡下大雪的日子并不多了，那种纵身一跃把自己埋在雪堆里的快乐再也没有体验过；小舅舅养的大狼狗，也在他出事儿之后就卖掉了；通往学校的那条路，已经铺上了红砖，再也没有积过水；学校的教室都安装上了暖气，没有人再会早早地出现在教室里烧火炉了；教室门前种了一排柳树，春风拂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自由的味道。
后来，那所小学关闭了，有条件的家长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孩子就直接按区划分到县城里上学了；没条件的村子里的孩子们也都统一到镇上念书了。春天校园里会种上玉米，秋收以后夷为平地，等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又是一望无际白茫茫地大操场。
路过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往里看一眼。物是人非，那里曾经留下的，不仅是我的童年，还有我不曾拥有过的快乐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