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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耳语者》第一章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 ·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
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 · 卢那察尔斯基在 1927 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
1917 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 19 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
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
这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其资格是“共产主义道德”。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资格。作为精英，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
过去的专业精英们则采纳另一种方式，既维持家中的传统生活，又适应苏维埃社会。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可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以此守护自己的某些特许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当不错，至少在 20 世纪 20 年代如此。其时，新政权仍迫切需要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仅经过 1917 年的一代，俄罗斯犹太人都已变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维埃犹太人中 86% 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苏联 11 个最大的城市）。
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
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战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