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提时代，经常不经意地看到家父书桌上放有好多来信，信封上的收信人栏里称早年公费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家父为学长，也时常见到家父提笔回信时在收信人栏里称收信人为学长。
1988年3月，留学东京应邀出席校内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的欢迎中国留学生会议时，见到一位被会议主持人称之为学长、极具气质的日本教授九里总一郎登台致辞，误以为是家父在日本的留日同学，瞬似一股暖流遍及全身，然事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大学里没有校长，只有学长，即大学的学术之长、学术领袖、学术研究带头人。
2002年11月，我随日本研究范蠡经济经营学第一人酒井甫副学长教授一行前往山东省肥城市，出席市政府在范蠡即陶朱公与西施最后定居地即肥城陶山举办的“酒井甫副学长教授为范蠡陶朱公立碑揭幕仪式”，担任口译时一不留神将“酒井甫副学长教授”译成了“酒井甫副校长教授”，当晚挨了一同前往的另一位“中国通”日本教授的严厉批评。原来，日本的“校长”称呼，限于不从事学术研究而仅从事教学的高中、中专、技校、初中、小学和培训学校。
这下长知识了！打那以后每当翻译该词时，笔者都要郑重地诠释一番，都会扼要地讲一通那起终生难忘的错译文化责任事故。由此，笔者把翻译标准从传统的“信、达、雅”创新为“畅、达、文”即畅述、达意、文化，并在榻榻米上为反复检验而翻译了逾百部逾千万字的日本长篇文学作品，撰写了指导实践的日语专业语篇翻译教程和日语专业高级口译教程，夯实和丰润了祖国的翻译理论宝库。
2004年4月，笔者第二次留学回国加盟上海欧美同学会，广大会员皆为常年留学各国回到母亲怀抱的海归精英，你、我、她之间互称学长，大多获得研究生学位，不是硕士称号、就是博士称号，知识荟萃，文化通融，不仅各自专业领域造诣颇深，而且旁通其他领域见地独到，处处洋溢着学术研究氛围，每天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共和国创造美，编织着一道道靓丽的学术风景线。
其实，中日之间文化差异是一种别样的美，承载着各自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重托，倾注了两国人民对于汉字文化创新发展寄予的炽热思想情感，极大地丰富了汉字内涵。身处享誉全球、底蕴厚重且魅惑无尽的东方文化美之围城，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