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大哲学家尼采，有句警世箴言：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这一深刻的哲学洞见，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得到了深刻印证。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将尼采的哲理放在历代政治的演变中进行了阐释，也就是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往往在三代内就官僚化，重新长出獠牙。在历史长河中，屠龙者终成恶龙就像一道沉重的咒语，缠绕着无数农民起义的悲壮史诗。
农民起义，通常爆发于旧王朝统治的末期，彼时的旧王朝，便是吞噬民脂民膏的恶龙；起义的农民，便是屠龙者，他们最初的行动，往往蕴含着朴素的正义诉求和平均主义理想。
比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的是权利平等；北宋王小波的“贫富不均、为汝均之”，要的是经济平等；明末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要的是轻徭薄赋。这些口号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赋予了起义最初的合法性。
然而，这种摧毁旧秩序的力量，一旦取得成功，便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根本的挑战，那就是如何从破转向立？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起义军内部等级森严，滥施酷刑，统治逻辑与秦帝国非常相似，屠龙者尚未成功，身体就开始长出鳞甲。
还比如，李自成攻克京城后，立刻开始纸醉金迷，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承诺迅速被抛之脑后，将领们复刻了明朝官员的奢靡享受。
又比如公元1851年，洪秀全许下了平等的理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然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深居天王府，穷奢极欲，高级将领占有大量财富，底层士兵与民众生活困苦，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远超清廷。
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李自成攻陷京城，再到洪秀全的天国迷梦，无数农民起义在与恶龙的战斗中，自己也在悄然异化，最终复制甚至强化了自己曾经誓死反抗的那个体系。
当然，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李自成、洪秀全，都算是失败的典型，那么成功的典型就不会变成恶龙了吗？
比如汉高祖刘邦，出身亭长，在立国之初，经济上推行与民休息，有对秦政反思的意味。然而，汉朝的官僚体系却被立即提上日程，“汉承秦制”在官制、律法等方面尤为明显。萧何制定《九章律》，叔孙通制定朝仪，为此刘邦感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这正是刘邦从屠龙者向恶龙身份认同转变的标志。
到了汉朝真正的第三代汉武帝，他通过推恩令集中权威，通过建立内朝架空外朝，通过盐铁官营垄断经济，通过独尊儒术完成思想钳制，最终完成了汉王朝的官僚化与集权化构建。而且董仲舒贡献的“天人三策”，还为这套体系提供了神学基础。此时的汉王朝，早非当年的正义之师，而是一个与秦朝在本质上相似，手段更为高明的恶龙。
还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农，对元末的吏治腐败有着切肤之痛，他屠龙成功后，怀着对官僚集团的极度不信任，废除了丞相，将权力全部收归皇帝，并实施了史上最为严酷的反腐，甚至动用了剥皮萱草。
可是，这种权力于一身的制度，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为了不断巩固皇权，第三代明成祖朱棣只得重用宦官、建立东厂，还设立秘书内阁。随后宦官权力周期性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场腐败渐成痼疾。最终，明王朝这条恶龙在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中覆亡，完成了历史的又一次循环。
一部二十四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屠龙者终成恶龙，两千年的王朝就没能破解这个诅咒，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权力之恶。旧秩序的崩塌，往往伴随着监督机制的真空，起义夺取权力后，骤然握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柄，却毫无监督机制，起义军自然就会蜕化。
其次是路径依赖。起义军以武力摧毁了旧王朝，却常陷入“打天下、做天下”的思维困境，他们熟悉的是旧王朝的统治模式，缺乏构建全新制度的知识储备与思想远见，往往不自觉的沿用历史模式。
最后就是人性弱点。起义成功带来的巨大利益，是观映人性的照妖镜，人性的弱点在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自然暴露无遗，所以统治集团为巩固权力，攫取胜利果实，必然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从而与底层民众渐行渐远。
钱穆先生的论述告诉我们，起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能否打破一个旧世界，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新世界。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历史的钟摆，总是在理想与现实、革命与异化的张力中，诉说着永恒的矛盾与轮回。历史的轮回虽然沉重，但并非全然无解，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屠龙，而在于能不能把恶龙关进法治的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