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期，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就“历史周期律”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黄炎培将其归结为十个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说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宿命。
关于这一历史现象，中国史学家给出了各种答案，有经济方面的，有人性方面的，有政权方面的，有地理方面的，但都没有触及根本。
什么是根本？乃是“土地”二字。
数千年来，所有的王权、政权、更替、兴亡，都围绕着“土地所有权”轮番上演，因此才有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繁景象。
谈及土地，就不得不谈土地制度。回顾历史，由炎黄而始，中国土地制度经历四次变迁：夏朝之前的氏族制；两周时期的王有制；秦至民国的私有制；现代社会的公有制。
土地氏族制
氏族公有，融合共享
夏之前，由于中国尚处于原始社会，先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为了抵御自然环境和其他部落的威胁，人们只能以血亲为纽带，集体劳动，共享成果，形成旗帜鲜明的氏族社会。
在此期间，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只能以氏族部落为组织单元，集体开发，统一管理，共享土地收益。华夏大地上，同时出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多个部落。
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这一时期的战争、政治、经济、兴衰，均以氏族部落为组织单位展开，没有朝代更替，没有诸侯造反，没有农民起义。
后来，黄河流域出现了两个很有作为的部落首领，一个叫炎，一个叫黄，他们带着各自的氏族成员，长年累月地交战、议和、会盟、通婚，慢慢地走向融合。
炎黄之后，两者的联盟部落中又先后出现了尧、舜、禹等杰出首领，像滚雪球一样，顺着黄河流域一路往下，席卷整个黄河流域，形成了华夏文明的雏形。
随着黄河流域文明的雪球越滚越大，夷、越、苗等泛长江流域也被吸了进来，黄帝战蚩尤，即是黄河、长江两种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汤成为部落首领之后，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有了剩余劳动品，私有制渐渐地出现了，土地逐渐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共耕地，由氏族成员集体耕种，另一部分则是私田，由私人家庭耕种。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多个氏族部落融合，土地公私兼有，土地的归属权属于谁？商汤为了解决土地归属权问题，推翻了公天下，建立了家天下，国家雏形开始出现。
土地王有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周克商后，中国完全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土地所有权由氏族公有制变成国王私有制。
何谓“国王私有制”，即土地名义上归属国家，其实是属于周王以及各级诸侯，诸侯们可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并要缴纳一定的贡赋，史称“朝贡”。
正如《诗经·小雅·北山》中所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国王私有制制度下，周王朝通过制定《周礼》，将与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相关的一切活动，全部纳入礼的范畴，如饮食、起居、祭祀、婚葬等，并由此延伸至分封、世袭、井田、等级等观念。周王朝就是通过《周礼》来管理天下诸侯和土地资源的。
其中，“井田制”是与土地资源直接相关的制度。《孟子》中记载“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成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侯贵族拥有的土地，全部呈“井”字形。井的中间是公田，约有900亩；中间以外是私田，约有100亩左右。诸侯贵族（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井田，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奴隶们在耕种时，必须先耕种公田，然后才可耕种私田。
《老子》生动刻画出井田制下的民众生活——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圣人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吾从周”，即是恢复这样的生活状态。
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停止。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落下个身死国亡，周人的龙兴之地——岐山及丰镐两京，被戎狄霸占蹂躏；周平王东迁洛阳，曾为周天子养马的秦人，因护驾有功，被封诸侯，封地刚好是被周人抛弃的关陇之地。至此，历史的天平，开始倒向秦人。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讨伐郑国，郑庄公一箭射在周桓王的臂膀上，周王室仅存的脸面被彻底揭下。自此之后，天子无颜，诸侯不朝，礼崩乐坏，周室衰微。
历史，犹如战车的轮毂一样，冲向春秋战国纷乱的史卷。这时，生产工具进一步发展，铁器牛耕出现，私田开垦越来越多，“井田制”和周王室一起沉入历史的长河中，土地私有制开始粉墨登场。
土地私有制
朝代更迭，轮番上场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图强争霸，纷纷寻求强国之道，由法家名人主导的变法潮流，像滚滚黄河一样，迅速席卷战国七雄。一时间，李悝、吴起、商鞅、邹忌、申不害等人，轮番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各家变法名目纷杂，这里只以最具代表性的商鞅变法为例，说明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过程。
商鞅变法中与土地制度直接有关的就两条：一是改分封世袭制为耕战授爵制，即国家不再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贵族，而是按照功劳大小分封给国民，国民建功有两种途径——耕种和征战，打破了诸侯贵族阶级对土地资料的垄断；二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在法律规定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
商鞅变法之后，周朝的井田制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形式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并一直沿用到民国。
封建土地私有制是造成王朝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其关键之处，在于土地的自由买卖合法化。
试想一下，一位农民在分到土地之后特别能干，在缴纳了国家赋税之后，剩余粮食一年比一年增多，逐渐积累起数量客观的财富，然后他再用这些财富从不善耕种、懒惰成性的农民手中，购置大量的土地资源，他的土地由最初的20亩增加到200亩，再增加到2000亩......
掌握大量财富的人，会在政府权力机构寻找合作人和代理人，经济开始向权利渗透，卖官鬻爵，干预司法，强买强卖，逐渐形成“豪强地主”阶层，不断掠夺民间土地资源，曾经分给百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数到了豪强手里。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矛盾与日俱增。加之，中国古代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太平年间天灾尚可抵挡，王朝末期天灾成了灭顶之灾。天灾之下，失去土地的民众，生活愈加艰难，赋税、劳役、剥削又压的人喘不过气来，遍地干柴烈火，只需要一星火种，立马就能形成燎原之势。
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延续千年的“士族阶层，不交税，不纳粮”的传统影响，掌握着全国90%以上土地的阶层，不交赋税，不服劳役，国家所能收取的赋税越来越少，国库空虚，难以对抗天灾人祸，只能任由其发展。
此后，中国历史不断上演“农民推翻地主，成为新地主”的闹剧，以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为代表。
举凡开国皇帝，大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呼啸神州，所从者众。如汉高祖刘邦在定鼎天下之后，将大批土地分给平民百姓，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朱元璋从一个没有田地的贫农，一举跃身帝王阶层，通过劫掠富商、打击地主豪强，将抢来的土地分给穷人，让那些穷苦的农民获得田地；李自成在进北京之前，打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吸引穷苦百姓追随其右；洪秀全在起义之初，也是打着“均田亩”的旗号。
但在建立王朝之后，他们从底层一跃成为天子，成了天底下最大的头号地主，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历史周期律再次转动。
一个王朝的末期，土地兼并，豪强当权，天灾频发，民不聊生。如汉成帝时期，一个豪强地主的家丁打死了一个人，县令去拿人的过程中，发现豪强地主的家丁数量远远比一个县的守军还多，只能作罢。
土地国有制
消灭私有，摆脱周期
几千年来，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弊端，毛主席率先看清，并付诸行动去解决。
“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制”的创建，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方面点燃了其勃也兴焉”的引擎，另一方面掐断了“其亡也忽焉”的导火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制度条件下，农民们的生产建设热情异常高涨，乡镇企业、农民创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先富带动后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脱贫攻坚，让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
与此同时，土地公有制充分保证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建设用地。高速、铁路、地铁等民生工程，得以顺利实施。要是没有国有制的保障，国家实施的每一项建设都需要与“各级地主”谈判价格，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