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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说，他二十岁左右的那些年，家家户户都面临着吃不饱饭的困境，就连烧锅用的柴火都极度匮乏。用他的话说：“那时候，人们顿顿吃的都是红芋面，哪像现在能吃上白面馍啊。”红芋干子成了那个年代的主食，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可吃。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许多人家甚至用红芋干子当作柴火烧锅做饭。我曾疑惑地问：“吃的都不够，怎么还舍得用红芋干子烧锅，这不是太奢侈了吗？”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说：“哪是什么奢侈，这都是被逼得没办法，人总得吃口热饭啊。”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许多看似不合理的决定，实则是无奈之举。这些做法在平常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置于当时的环境，却又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能烧火做饭，村子里的人纷纷前往外地买炭，我家也不例外。作为家中的青年劳力，又是老大，我爸毅然踏上了前往淮南的买炭之路。
1972 年，刚过完年的三月，大地尚未完全苏醒。小草才刚从泥土中探出脑袋，柳枝还未抽出新芽，麦苗初绽嫩绿，一片鹅黄之色。河水静谧，没有一丝波澜，整个世界仍沉浸在荒芜与灰黑的色调中，天气依旧透着丝丝寒意。不到二十岁的父亲，与他的堂哥周传点、周传魁、周传启四人，拉着两辆架子车，从后山桥三队出发，向着一百多公里外的淮南进发。
四人分成两个小组，我爸和周传点一组，共同拉一辆架子车；周传魁和周传启则拉另一辆。我爸回忆说，那天凌晨四点多，他们就早早起床，外面漆黑一片，寒冷刺骨。几人裹着破旧的棉袄，用绳子紧紧勒住腰间，顺着东湾地一路往东走去。快到杨村时，天才渐渐亮了起来。一路上，我爸和周传点轮流拉车，你拉一会儿，我拉一会儿，沿着杨村往东的大坝，朝着凤台的方向赶路。
当他们到达凤台淮河边时，已是晚上六点多，天色早已漆黑。几个人需要乘船渡河，询问价格后，我爸觉得太贵。周传点说：“一块钱，四个人，两辆车子，还贵吗？”我爸却坚持道：“贵。”于是，他们便和船家商量能否便宜些。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船家终于松口：“八毛钱吧。”可几人还是觉得贵。船家无奈地叹了口气：“看你们几个小伙子，大老远跑来也不容易，而且也快到我收摊的时候了，就七毛钱吧。”几人推车上船。我爸坐在船上，看着行船后泛起的汩汩河水，不禁唱起了：“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我忍不住说：“四个人费了半天劲，才砍下来三毛钱。”我爸却认真地说：“三毛钱可不得了，那时候够吃几碗面条了。”
过了淮河，他们来到了凤台县一个好像叫李莹孜的地方。我爸拉着架子车走在路上，只见道路上铺的全是石子，道路两旁种满了梧桐树。这些梧桐树粗壮高大，合抱的树干笔直地伸向天空。抬头望去，繁茂的枝叶在头顶交叉盘错，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屏障，几乎遮挡住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街道两旁有一些卖饭的小店。周传点惊讶地说：“快看，这是什么树，长得这么粗壮好看！这路也不是泥路，全是石子，下雨也不怕拉车。”说着，他跑到路边，围着树转了好几圈，还伸手抱住树干，惊叹道：“这树真粗，得有几十年了吧。”四个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看到街道两旁亮着的灯光，他们更是新奇不已。我爸感慨道：“我们在家还点着煤油灯，他们这儿比我们早用上电了，虽然灯光不太亮，但也比煤油灯先进多了。”
他们在街道上边走边看，一路惊叹。从凌晨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整天，十多个小时里，几人滴水未进。看到路边卖油条和稀饭的摊位，顿时馋得直流口水。我爸提议：“我们吃点饭吧。”于是，几人来到一个小摊位前。油条六分钱一根，稀饭五分钱一碗，每人吃了一根油条，喝了一碗稀饭，一共花了四毛多钱。我好奇地问道：“二十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就吃这么点能吃饱吗？”我爸无奈地说：“哪能吃饱啊，不舍得花钱呀，一分钱都掰几瓣花，能垫垫肚子就不错了。”
吃完饭，四人继续拉着架子车往南走。抵达淮南地界时，已是深夜。几人困得实在不行，便找了街边的一家小旅馆住下。说是旅馆，其实就是当地住户利用自家房子挣点外快。四人住宿花了一块多钱，房间破旧不堪，里面只有一个昏暗的小电灯泡，连张木板床都没有。老板抱来一大抱稻草，在地上摊开，他们把从家里带来的被子往稻草上一铺，脸也没洗，衣服也没脱，倒头就睡。
睡了大概两个小时，我爸醒来，赶忙叫醒其他三人。此时差不多是凌晨三点多，几人强忍着困意，拖着疲惫的身体，拉着架子车来到卖炭的地方。
他们先去了一户人家买炭，可这户人家存的炭总共才三百来斤，远远不够。接着又去了一家，存炭依然不多。四人从后山桥凌晨出发，一路奔波到现在，又是凌晨，二十多个小时，走了一百多里路，怎能就买千把斤炭回去呢？于是，他们向卖炭的打听谁家有足够的炭。卖炭的问需要多少，我爸说：“两辆车子，怎么也得拉三千来斤回去。”这户人家看着四人疲惫却充满诚意的眼神，觉得他们不像是来捣乱摸底的，便小心翼翼地领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个煤矿，给每人发了一把铁锹，让他们绕到后面，从洗煤池上端挖炭。
我爸担心炭的质量不好，就让卖家点燃一点试试能否着火。卖家倒也爽快，直接从炭堆上取了一块，放在炉子上烧了一会儿，炭很快烧成了红彤彤的火心。我爸四人围着火心蹲下，红红的炭火散发出明亮的光，映红了他们的脸庞，眼中也闪烁着红色的火苗。在这三月漆黑寒冷的凌晨，这团炭火瞬间让四周变得光亮而温暖。他们拉车爬坡、抹黑渡河、忍饥受冻，步行一百多里路，为的不就是这串亮红的火苗吗？这炭火，是农村人烧锅煮饭的希望，是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冬季的依靠，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之火。
四人既不懂行，也不了解实情，只知道要把炭买回去烧火做饭。按照卖炭人的吩咐，他们便开始挖煤。我爸说：“说是挖煤，其实挖出来的就是煤渣，比炭泥稍好点，在阳光照射下能看到细小颗粒的那种煤渣，反正也能烧锅。”凌晨的天气异常寒冷，手刚从棉袄袖子里伸出来就冻得发抖。但为了挖煤，再冷也顾不上了，而且一干起活来，很快就暖和了。没挖一会儿，大家就浑身是汗。
正挖着，突然有人喊：“来人了！”卖炭的慌忙说：“赶紧跑！”我爸他们四人慌忙拉着车子就跑，躲到卖炭人家中。过了一会儿，卖炭的说：“我先去看看，没事再叫你们。”确认没什么动静后，卖炭人让他们接着挖。可刚挖一会儿，又有人喊“有人挖炭”，他们只好再次匆忙跑开。这时，两辆车子都装了差不多八九百斤炭了。我爸心里犯起了嘀咕，问卖炭的：“这不是你的炭吗，怎么感觉像做贼似的？”卖炭的支支吾吾，没说出个所以然。我爸顿时明白过来，严肃地说：“那这炭我们不能要，拉走我们就犯法了。”周传点几人一听父亲不打算要这炭，着急地说：“跑这么远，累得要死，多不容易啊。”我爸担心这炭来路不正，属于偷盗行为，坚持要把炭倒回去。这时卖炭的赶忙解释说，这炭也有他的一份，只是想贪点小便宜，才擅自让他们挖的，算不上偷。
我爸这才放下心来，接着对卖炭的说：“我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拉这点回去也不值当，你能不能联系几个散户，把他们存的炭卖点给我们。”卖炭的看着四人灰头土脸，嘴唇都被炭灰染黑，既觉得好笑又心生同情：“来买炭的确实不容易。”于是，他帮忙联系了其他人家。就这样，每辆架子车都足足装了一千五六百斤炭。我问道：“当时买一车炭多少钱？”我爸回忆道：“好像二十来块钱吧，记不太清了，就记得那时候一头猪也就几十块钱。”
炭买好了，天也亮了。几人又饿又累，但还是强撑着身体，拉着架子车从淮南往凤台方向赶去。我爸说：“好在那时候年轻力壮，能撑得住。但两个人拉一千多斤炭，实在太重了，走起路来可不像来时那么轻松。”直到晚上，他们才赶到凤台淮河边。和来时一样，他们还得坐船过河。过了河，几人困得实在受不了，就用木棍顶住架子车把，往地上一躺，把带的被子盖在身上，睡在架子车底下。睡了个把小时，被冻得实在难受，天还没亮，他们就起来接着赶路，顺着凤台的大坝向杨村集的方向走去。
凌晨的大坝格外安静，高高隆起的大坝两侧是低洼的田地和成段的水沟，田地里散布着无数坟墓。几十里路上，除了他们四个年轻人，再无其他行人。月光洒下，几人喘着粗气，口中呼出的白气清晰可见。前面一人把架子车的栓绳套在肩膀上，弓着腰使劲拉，后面一人同样弓着腰，双脚紧紧踏在地面，用力推车，两人轮换着拉和推。夜幕中，除了拉扯和呼吸的声音，还传来他们一句句激昂的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我爸说，他们在大坝上走着走着，突然前面传来呼隆隆的声响。几人正使劲推车拉扯，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激灵。周传点本就胆小，这一吓，掌车方向顿时偏了，他竟从大坝上滚了下去，架子车也差点跟着滚下去。还好他们年轻，周传点滚了十几米落到下面田地上，并无大碍。原来是一只被他们惊动的野鸡，扑棱着翅膀飞走了。周传点骂道：“这该死的野鸡，差点把老子吓死，等哪天捉住你炖了吃。”周传魁和周传启嘲笑道：“你可别吹了，去年在地里被野兔吓得尿裤子，我们可都记得呢，这次是不是又尿裤子了？”“滚蛋吧！”周传点没好气地回骂道。接着，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斗嘴声和欢笑声在夜空中回荡。
天亮时，他们终于到了杨村集。四个人身上的棉衣早已脱掉，搭在炭车上，里面的白色棉背心也被汗水湿透。我爸边拉车边用毛巾擦汗。从杨村集的大坝上下来时，我爸掌着车把，再三叮嘱周传点在后面用心往后拖拽，防止车子顺坡滑落太快。可下坡时，一千多斤的炭太重，车辆惯性大，周传点却走了神，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旁边卖炊饼的摊位。我爸见状，使劲把车把高举，双脚在地面用力踩踏，试图稳住车子，但仍被巨大的滚落力量推着向前滑，差点翻倒在路上。我爸生气地大骂：“你这么大个人，干活偷懒不说，关键时刻还不上心，你是头死驴啊！”周传点自知理亏，虽年长几岁，但也没敢顶嘴。嘴馋的他壮着胆子说：“我们买个炊饼吃吧，饿没劲了。”几人确实都饿坏了，我爸虽还在气头上，但自己也饿得不行，强忍着说：“赶紧走吧，早点回家，家里还等着炭烧锅做饭呢。”
下午一点钟，我爸四人到了刘楼。周传点的妹子周传珍嫁到了刘楼，周传点说：“到我妹家吃点饭吧。”几人实在饿得没力气了，便答应了。来到周传珍家，周传珍看到四人蓬头垢面，满脸黑灰，身上还散发着汗臭味，既觉得好笑又心疼。周传珍说：“我去给你们下面条吃。”我爸最爱吃面条，一听这话，心里顿时乐开了花。不一会儿，周传珍下好一锅面条端了上来，拿好碗筷，几人每人盛了一碗。我爸三两口就吃完了，紧接着又盛了一碗，又是几口吃完。可当他再去盛时，锅里只剩下汤了。周传珍见我爸没吃好，又去下了一大锅。我爸又一连吃了四碗，仍觉得意犹未尽，但不好意思再让周传珍下面条了。我爸说：“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条，虽然当时缺油少盐，几乎就是清水煮面，但现在再也吃不出那个味道了。”
世间万物，都在特定的时空里散发着独特的味道。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味道，随着岁月的流转，愈发醇厚香浓。就像这清水中的白色面条，在水中浸泡，经火焰炙烤闷煮，逐渐变得软糯飘香，如花朵般在饥寒的胃中缓缓绽放，慰藉着心灵。
吃完饭后，几人实在太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周传点说：“我们把炭先卸下一部分放在这，少拉点回去，过几天再来拉。”我爸同意了，可周传魁和周传启却担心炭放在这会丢失。于是，我爸和周传点卸下一半的炭放在周传珍家，周传魁他俩则把全车炭都拉走了。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爷爷、奶奶和小叔都还没吃饭。我爸急忙把炭倒在地上，装了一粪箕子，挎进厨房。夜幕下的农家小院，在一抹炭火中闪烁着红色的光芒，屋顶的烟囱升起缕缕青烟。
第二天，我爸休息了一夜，感觉身上有了些力气，便拉着架子车独自一人去周传珍家拉剩下的几百斤炭。回来的路上，从刘楼的土坡上往下拉车。为了防止车子顺着陡坡快速滑落，他把车把放在身后高高举起，双脚用力踏住地面，让架子车底部在坡上摩擦增加阻力。但坡太陡，一个人的力气有限，车子还是快速下滑。眼见形势不妙，为了避免受伤，我爸赶紧松手，迅速斜扑向侧面的地里。可还是躲闪不及，左脚被车子刮碰了一下。装着几百斤炭的架子车瞬间翻倒在坡地的路面上。我爸强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用铁锹把炭一点点铲到车里，又忍着剧痛，拖着已经肿胀的脚，一瘸一拐地把车子拉回了家。
回到家，爷爷奶奶心疼坏了，埋怨道：“都怪周传点这孩子懒，让你一个人去。”我爸虽然脚疼得厉害，但也没有责怪周传点。那时候家里没有药，不像现在伤筋动骨可以买药喷，只能用土办法。奶奶到村里的河边，摘了几根尚未发芽的桑树枝，煮水给我爸擦拭泡脚。我爸在家躺了几日，便又下地干活了。
过了些日子，奶奶听说杨村大桥有一辆拉煤车翻了，很多人都去河里捞炭，便让爷爷和我爸也去。奶奶把生产队发的干红芋叶子在风中反复扬了扬，留下粗壮的枝叶，然后把干红芋叶子放在水里煮沸，捞出来后与红芋干子面混在一起，蒸了窝窝头，让爷爷和我爸带着，以便捞炭时充饥。
我爸挑着担子，和爷爷一同前往。到了那里，河里全是捞炭的人。三月的河水冰冷刺骨，他们强忍着寒冷下了河，用铁锹在水里挖捞。河水那么深，捞炭谈何容易。铁锹在水里往上抬时，受到水的阻力很大，原本锹面上还能平端住一点炭渣，可在端起的过程中，随着水流一冲，浮出水面时往往就只剩下一小捧。就这样，捞了一天，才捞了几十斤炭。我爸却说：“就捞这么一点，心里也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那个年代的生活真苦啊，吃饭成问题，连烧锅做饭的柴火都没有。”
我爸感慨道：“是啊，确实很苦。每天都忙个不停，村子里的人都一起干活，今天去拾牛粪，明天去挖沟，后天去地里薅草，生产队按工分计算，每天都得完成任务才能拿到满工分。那时候，人们想法简单，就盼着什么时候能吃上猪肉，能包肉馅饺子，能吃上白面馍馍。每天干活累了，想想这些，心里也觉得甜。”
2025.5.15 苇小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