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我出尽了丑。历史学家基思·费林（Keith Feiling）在基督学院给了我一笔奖学金，帕特里克·戈登-沃克...以及其他教授给了我许多帮助。但是，我的心丝毫不在学习上，最终被除名。
1931年，经济衰退到了谷底。在其后的17年里，我的朋友先后功成名就，当了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政界人物，而我却在世上游荡，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在巴黎当过厨师，当过挨门串户的推销员，做过爱丁堡贫民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协助盖洛普博士研究过电影工业，当过威廉·斯蒂芬森爵士（Sir William Stephenson）英国安全协调署的助手，还在宾夕法尼亚当过农民。
——大卫·奥格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大卫奥格威可能跟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特别勤奋，无论是做厨子，还是开广告公司。不像我（可能还有别人）被时代惯出了懒癌。
在一个人人都勤奋的时代，如何管理、分拣就成了差异，但真正差异化的，还是作为一个广告公司的核心：创意。
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注入天才。而天才，我以为最可能从那些不受清规戒律约束、持独特见解、略带反叛性格的人中发掘出来。
对于创意如何寻找，我们明天再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