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1月初，天气似乎不怎么好，哥哥叔叔们在酒店的房间里议事，我下楼来给他们买烟。哈密这里本就地广人稀，又是快要过年的时候，街上除了偶尔经过的汽车，基本看不到什么行人。我穿了很厚的大棉袄，可风还是灌的我打了好几个冷战。幸好100米左右就有一家商店，我快速走了进去，让老板拿了3盒烟，结完账走了出来。正准备往回走，发现隔壁小区的门是开的，里面有棵树还开着白色的花朵，觉得好奇，就偷偷溜了进去。

到了跟前才发现是自己看错了，是树旁边的垃圾桶里的塑料袋，被风吹起来挂树上了。我呵呵笑了笑，叹了口气，拆开一盒烟，拿出一支点燃放进了嘴巴里。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抽烟的人到底喜欢烟的什么，可是我吸了一口，除了呛，什么感受都没有。我不服，又猛吸一口，这下咳得眼泪都出来了。于是把烟掐灭扔进了垃圾桶。

转身回到楼上，把烟发给抽烟的亲戚，坐了下来。房间里挤了十多个人，可能他们已经讨论完了，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剩余的都在玩手机或者左右看看。待会就要跟爸爸公司那边的人谈话了，每个人都有点紧绷绷的。

过了一会，三叔说人来了，我们便跟着走了出去。谈话定在走廊尽头的标间，公司代表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他伸出手和妈妈握手，问是刘义平的妻子吧，难为你们了。妈妈的眼泪一瞬间掉了下来，这和我们的计划是差不多的，希望一家人都尽量表现的非常可怜，去争取最大的赔偿金。

我在银行工作。之前上班的时候，碰到过一次一大堆人搀扶着一个妇人来超级柜台转账，转之前，妇人一脸可怜又悲戚，钱一到账，就变了副模样，拿着回单骂了起来。被骂的男人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朝外走，妇人想过去扯他的衣服，其他人隔在前面又劝又拉，好大的阵仗。我猜测是发生了事故，但赔偿款没给到位，只不过也被我当成小小的谈资，很快就忘了，直到这次轮到我，才又想了起来。

但实际上我们的场面却很秩序，三叔给公司代表发了烟，大家就靠着床坐了下来，没有哭天抢地和大吵大闹，妈妈坐在代表对面流泪，哽咽着说不出话 ，代表率先打破凝固的气氛，问我们的家长里短，三叔替我们答了，打了些圆场，便把话题转移到了我爸爸身上。我也有点紧张，我知道我的任务也是卖惨，但很奇怪的是，从我来新疆到现在面对这些人谈价码，我都没有真实的感觉，没有让我非常感触的地方，好像在我的意识里，做的这些事就像是表演，像是别人的故事，只要睡醒就可以发现全都是梦而已。所以我哭不出来，做出来没有眼泪但伤痛的表情一定很奇怪。暖气把烟哄得满屋都是，熏得人有些发昏，我沉着脑袋听他们各讲各的道理，但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两边也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公司的人称有事要离开，安排我们明天去殡仪馆瞻仰，三叔站起来和他们送别。

送走他们后，我们也一起下楼吃饭。天快黑了，街上更冷了，走了很远才找到了一排饭店。我选了一家卖大盘鸡的，两个哥哥和我妹妹，我们四个人一起拼了个桌子。饭店隔壁在装修，电钻的声音很大，让人有些心烦，但还是忍了忍坐下了，以前爸爸总爱做大盘鸡，还说他做的就是最正宗的新疆味道，那我要尝尝看当地的手艺，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哎，感觉没有他做的好吃。

二

殡仪馆有些远。

路上有点无聊，但妈妈并不搭话，我也不想过问太多，总觉得只要我一开口她就会绷不住。到了殡仪馆，冰柜是不允许靠近的，所以工作人员把爸爸拉出来的时候，我们只在门外远远看了一眼。遗体头朝我们安静的躺着，如果不是字牌，我并不觉得那是我爸爸——他好像赤裸着，看上去瘦瘦小小，头发又长又茂密，头顶的漩涡里满是灰尘，耳朵旁还有血渍——那不是我爸爸吧，我爸很胖，理着寸头，皮肤比他也白多了。

但我这次却惊了一下。一个叔叔眼疾手快搀住了妈妈，另一个叔叔也冲上来抱住了我。但我并不想做什么动作，我知道他也许是怕我像妈妈那样应激，想帮我撑着，但很明显他也多此一举了。

不到1分钟，工作人员便把箱子推了回去。我们去露天的香坛烧纸，公司代表也顺手往里扔了两张。工作人员和三叔说，需要家属去公安局签字，遗体才能火化。妈妈抹了把眼泪，没有答应，说她希望无论花多少钱也把遗体运回家。

我觉得这事儿做不成，上网搜了一下，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遗体是不能进行转运的。不知道他们还交谈了什么，我带着妹妹又去烧了点纸钱，三叔就过来通知我们返程了。车停的有点远，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路过了一排荒着的篱笆，篱笆外面有一只山羊，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山羊，灰色的，被人绑在篱笆上，它安静地站着，鼓着大眼睛，一动不动的盯着我们。找到了车，我们也没走来时的线路，途中经过了一个叫星星原的地方，一个叔叔要下车抽烟，我也跟着下去透气。这里正在修路，挖起来的黄泥巴倒在路边，零零散散好几堆，太阳很暖，我的黑靴子上很快就铺满了尘雾，让人略略有些糟心。远方应该是殡仪馆的烟囱，上面飘着两朵大大的乌云。

我想起2015年我做了个很小的手术，那会儿我大二，没告诉家里人，怕他们知道了担心——但爸爸还是知道了，也过来看了我——我以为一直只有我报喜不报忧，但昨天和公司代表谈话，七嘴八舌的话语合在一起，我才发现报喜不报忧的还有爸爸。我知道了他离开前过得并不开心，早就买好车票想回家了，连行李都打包好了。但公司临时通知炸药销毁完毕才能离岗，他没法走，这才和一行五个同事一起改签了车票，然后在离发车还有两天的时候意外离开了。也许是他作为父亲爱面子，并进一步被我的态度加深，从前我总安慰他工作辛苦，要他注意安全，但每次问他要生活费，随便他两千三千的转给我，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难的，没有真正的心疼他过。

我在新疆第一次崩溃了。

三

后来又谈了好几次，和公司代表们把赔偿金定了下来，去公安局把该签的字签完，我们就收拾收拾回家乡了。1月中旬，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丧葬的事，跟新疆那边的殡仪馆谈了很久，还是将爸爸的遗体运了回来。灵车到的时候正在下雪，我和妹妹跪在灵房外烧纸。

磕头的间隙里，我不敢看爸爸，却又忍不住往里面看。他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为了穿进去寿衣，里面有人正在用热毛巾给他敷脖子和四肢。我想起哈密公安局的报告上标注着的那些他身上的伤，想看看，却不敢拉开他身上盖着的白布，只看到他右脚跟后颈处有一道深深的伤痕，大概是被爆炸物打飞的石片插进去过，程度之深仿佛要把脚后颈和腿割断开来。化妆的人见我流泪，让我烧完纸带妹妹去远一些的地方等，我便拉着妹妹来到门外，雪飘在她的脑袋上，我看到她也在不断用袖子擦着眼睛。

化好妆，爸爸就被装在透明的灵柩里推进了礼厅。剩余的都是按部就班的后事了，守夜，换棺，出殡，下葬。我们的风俗讲究去世三年才立碑，看着黑色的棺木被放进灵坑，埋起来，再堆成小土堆，用石头砌好坟头，坟尾插满花圈，我才发现事到如今，爸爸好像真的难以挽回了。

我开始失眠，每天夜里3点左右睡着，早上5点多就醒了。下葬时要烧掉他的遗物，我舍不得，便留了几本他的工作记录本，还有一件他来长沙看我时穿的蓝色Polo衫，时至今日，无论我辗转哪个城市，那件Polo衫都一直带在身边。

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月，休假结束了，我便告别了家里人，回西安开始上班。

我的岗位是客户经理，在大厅的智能柜台办业务。回行的第一天，开完晨会，领导把我拉到一边问我赔了多少钱，我没说具体的数字，她安慰了几句，就回办公室了。从那以后，行里再也没有人问过我请假的事，我以为是自己保密工作做的好，但半年后才发现，是因为大家早就知道了。

生活里，我也再没有说过爸爸或者我爸这样的词语，想指代他也都是用家人二字。但我回家的频率从半年一次变为一周一次，妈妈很脆弱，我觉得她和妹妹都需要我。上班还是很机械，日复一日的忙碌让我逐渐淡忘了伤痛，一周一次的回家逐渐变成半月一次，再变成一月一次，我们三的笑容多了起来，但妈妈肉眼可见的变老，动不动就哭泣，妹妹也愈加沉默，变得不爱说话了，我也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一点声音就睡不好觉，稍不留神就被惊到。

就这样一直做到5月，我开始厌恶与客人交谈，厌恶上班，3月时领导将分期的指标着重交给了我，即使会有很多绩效，但我心里非常抗拒，每天加班打电话被拒绝，精神像被什么困住了。我迫切想找个出口。于是，5月初，钞车车长说他院子里的猫咪生崽了，问我要不要，我便要了一只黑白花色的，又过了一个月，他说原本要另一只纯白猫咪的客人突然不要了，于是我又要了过来，便有了两只猫咪。

小花和小白是同窝的兄弟，可能是近亲生育吧，他们的前爪都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