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父母在东北的一家造船厂工作，那时流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我出生56天，我妈的产假就结束了，她得去上班，我就进了托儿所。
托儿和我家是并列的两栋二层砖房，房子是日本侨俘遣返之后留下来产物，我们这栋住着八户人家，托儿所则是把两户人家的面积合并成一个班级。
我57天大小，脑海里还是一片混沌，每天早上，被我妈抱出家门，匆匆几步，就被塞进了托儿所。到了晚上，又从托儿所接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回了家。
渐渐地，我的脑海里开始留下了影像：一群走不稳的小孩，穿着饭兜兜，后肩别着一条擦鼻涕的手绢，挨挨挤挤地贴着墙坐在地板上。地板是红色的，墙是火墙，屋子中间生着炉子，炉子围着一圈木栅栏。
每天，一进托儿所的门，我就蹒跚着走到墙脚，训练有素地一屁股坐下，阿姨就是这么要求的。要等走得稳当了，才可以坐小板凳。十几岁时，听邻居李姨唠嗑，说我小时候去她家串门，非得贴墙根坐地上，这应该是条件反射吧，李姨家和托儿所太相似了。
我有了一个好朋友，她叫彭柳。彭柳皮肤很白，头发是光滑的牛皮纸的颜色，她留着齐眉刘海，眼睛很小，笑起来又弯又细。
我俩一见面，就互相拉住手，她弯着细细的眉眼，飞快地喊：＂丫丫丫丫丫丫……＂
丫丫是我的小名，在托儿所都这么叫我。彭柳的名字我喊不了那么快，但也很努力地跟上节奏：＂彭柳彭柳彭柳……＂
我们还跺着脚以示欢快。
彭柳大概是三岁才进的托儿所，她的爸爸是军代表，调到船厂来工作，她也跟着一起来了。
时隔多年，写下这些平凡的小小回忆之时，我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殊的氛围，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响应号召，云集在东北的小海岛上——我妈在她的本子里写到：＂迎着美丽的朝霞，投身到大干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别样的感受大概只有在遥远的回忆中才能产生，身处其中，丝毫觉察不到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再普通不过，日子寻常，平淡无奇。
彭柳搬家了，搬到望海寺的军属大院，她也转到那边的托儿所。之后的一个元旦，去望海寺的俱乐部看演出，我和她在门口的台阶上相遇了，她跟着穿军装的爸爸，我跟着妈妈，两个大人相互寒暄，两个穿着棉猴的小女孩跺着脚尖叫着抱在一起：
＂丫丫丫丫丫丫……＂
＂彭柳彭柳彭柳……＂
这是我和彭柳最后一次见面。
初中三年级，我在《渤海造船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船厂一中的彭柳同学代表学校参加锦州市的数学竞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在船厂二中，数学成绩一团糟，看到这个消息可把我气坏了！等我上了高中，彭柳进了市重点，我们还是无缘相见。不过，我的同桌是她一中的同学，提起彭柳，我又酸涩又骄傲地说，她是我的好朋友。
另一个小朋友，名叫赵立春，我俩的个子差不多高，所以总有机会凑在一起。她爱梳两根麻花辫，脸上分布着淡淡的雀斑。赵立春不太爱笑，是个中规中矩的小姑娘。我时常摸摸她的辫子，再摸摸自己脑袋上的小抓揪，心中里充斥着＂人家有，我没有＂的失落。
这一天，赵立春戴了一个粉红色的新发卡，亮晶晶的真是好看。午睡后，她当着我的面把发卡盖在枕巾下面，我俩的小床挨在一起，她好像是在藏起来一个宝贝，并允许我和她共享这个秘密。
下午，阿姨让我去睡屋取东西，进了没人的房间，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赵立春的床边，掀开枕巾，拿起发卡就往头上戴。＂啪＂的一声，发卡断成了两截，我吓坏了，把发卡对上茬口，放回枕头上，盖好枕巾就溜了。
赵立春的妈妈来接她，她摸摸脑袋，想起发卡没戴，跑去睡屋，一会功夫就哭丧着脸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两截发卡，冲我说，＂是你掰断的！＂
＂不是我不是我……＂我连忙摆手，不敢承认自己干的好事。
若干年过去了。同学群刚建立不久，就听到赵立春患脑瘤去世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刚刚四十岁出头。得知她离开了人世，我立刻想起了那个粉红色发卡——在睡屋里，她把它盖在枕巾下面，我们相视而笑。
我一直没有拍着胸脯和她说，＂赵立春，想当年，在幼儿园里，你的那个发卡确实是我掰断的，我特么就想戴一下，谁知道破玩意这么不结实！＂——并且再也来不及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