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感性，情绪极容易被感染。遇上相同经历的人，或者一个感性的话题，哪怕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都会将思绪带回个人的记忆深处。从心底滋生出一根根藤蔓，带着情绪攀爬生长，一吐为快。
今年是历经疫情管控三年后的开放年，吃完自制的丰盛可口的年夜饭，便是与家人一起围炉守夜的时间。今天的幸福生活自然与过去俭朴的岁月形成鲜明的对比，陈年旧事的话题自然被勾起。应景的大雪，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洁净平整的布衣，纯朴的拜年习俗等等话题，无不令大家感怀过去浓郁醇厚的年味。过去是一颗童心的过去，过年就是孩子们的盛事，家人的话题自然转移到幼儿时期上幼稚园的趣事。而我，偶然提起令家人感觉有点意外的托儿所，以及我关于它的一些记忆。
托儿所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发端于解放初期，国家大力鼓励厂矿企业工人加紧生产劳动，由各厂矿企业临时组织安排人员照看职工的孩子，使职工无后顾之忧。托儿所的发展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托儿所的条件也是愈来愈得到改善，代行职能渐渐完善。托儿所消失于改革开放后的初期，并于八十年代中期消失，所有职能划归于幼儿园统一管理。
旧时的基层政府是人民公社，它就坐落在当地的集镇上，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机构设置一应俱全，如人民公社、人武部、派出所、供销社、卫生院、粮油站、图书站、农机站、运输队、邮政所、托儿所、小学、初中、高中、旅社、食堂等等，很好地满足了当地政府及人民群众的办公、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我的老家没有矿山也没有大型企业，最大的企业就是镇上的一家集体棉纺织厂，据说职工人数过百。
镇上没有正规的幼儿园，只有一间隶属于供销社的托儿所，方便镇上职工的幼儿托管照看。托儿所对入所的幼儿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只要是镇上的职工均可将幼儿送至托儿所集中照看。我仅在1972至1974年间断断续续上过不到八个月的托儿所，年龄在三至五岁间。究其原因，大概如我父亲所讲的“陀螺屁股”，坐不住。当时的我尚年幼，关于托儿所的记忆不是很多，更深的记忆皆源自于父亲日后的回忆，我对托儿所的认知才渐渐形成并固化下来。
老家的集镇很小，方圆不足两万平方米。小镇的街道建设呈十字形，横向街道略长，东西走向，不过六百米长，纵向的为一国道穿镇而过，街道建设不足三百米。托儿所位于横街的西向，供销社的隔壁。托儿所的前厅是公社食堂，约两百平方米，穿过一个拱形门是一处院落，中间是一块水泥敷设的地面，三棵碗口粗的桂花树突兀其间；左右两边各建有一排红瓦平房，总约二十来间房，除了右手边的三间大房用于托管幼儿外，其它均用作旅社及办公用。
我之所以有幸去托儿所，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来我是家中老幺，哥哥姐姐不是要出工挣工分，就是要上学，母亲一人无法照应过来；二是父亲有很强的旧农思想，重男轻女的观念较强，爱炫耀老来得子的荣耀。他借助之前在供销社工作过的经历，以及公社运输队这个集体企业职工的身份，很顺利地在我三岁后将我安排入托。
幼时的我长得白白胖胖的，很是讨喜的，父亲的同事、朋友、托儿所的阿姨时常将我趣逗一番，很好地满足了父亲拥有我这个幺儿的虚荣心。父亲也足够尽责，一大早就将我骑在他的脖子上，风尘仆仆地赶至托儿所，在食堂吃点东西后就去上班，开始一天的苦力活----拖板车运送物资，一天往返18公里，回来后再来接我，我却幼稚地仍要骑在他疲乏的身体上回家。父亲一路咧着大嘴呵呵地与他的同事、熟人、朋友打招呼，似一个凯旋的军人。
上托儿所的第一年，我老老实实地从当年九月待到次年一月初，因下大雪，气候寒冷，父亲见我赖床而影响他上班便作罢。据父亲说，托儿所的胖姨有些失落，她平时就特别地喜欢我，并给予了许多关爱。托儿所只有三十几个幼儿，公社配备了两位保育员一位老师，胖姨兼着食堂服务员与托儿所保育员的双重身份，她的儿子与我同岁，平常与她一起到托儿所托管，我俩也成了很好的玩伴。入托一个月，我的“陀螺屁股”本性暴露无遗，动不动就起来走走跑跑的，胖姨觉得我很淘神。她肥胖的身躯一会出现在前厅跑堂，一会又得招呼幼儿们上厕所、吃饭、睡觉、起床、穿衣，中途还得“寻找”我在内的几个小淘气。那时的托儿所都是摸索着往前走，何况是一个农村集镇的呢，托儿所的老师师资力量很弱。经托儿所的上级机构供销社的反映与协调，托儿所的老师才从县城弄来了字母、数字的启蒙挂图及教材，教幼儿学拼音认数字；每天会从图书站借来几本连环画，或是几张挂图，给幼儿们讲解画报上面的故事。自此，幼儿们乖巧下来，胖姨也安心多了。
我渐渐喜欢上这种氛围，院中的桂花芳香四溢，故事在老师的演绎下生动有趣，故事中的不同人物、鸟兽虫草的镜像在脑海中变得栩栩如生，跃然欲出。除了日常的学习，晴天会在院中做游戏；遇上雨天，喜欢看大雨倾盆水花飞溅的壮观，听密集的雨敲打红瓦的当当声，赏如注的雨水从瓦沟上哗哗坠入水沟。如若是下雪天，刚开始是欣喜欢呼，之后是几分惋惜，杞人忧天般担心走路的人踩碎；当大地换上白茫茫的戎装时，心也安静多了，与天地一样的静谧；化雪时，一根根晶莹的大冰凌挂在屋檐，北风吹过，留下一串悦耳的声音。
自从待在家里，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在母亲照料起床吃喝后就去找湾子里的伙伴们玩耍。小伙伴们不仅面对着打雪仗，还模仿战争场景那样，寻找位置隐藏起来，并给“敌人致命一击”。我们也会比赛，看谁的投掷精准，击打对象随机而定，看鸡鸭猪狗谁的运气低，谁进入我们的视野谁就属于打击范围。时不时上演一幕幕恶作剧，击打牛粪、猪粪，看它击中后“粪”飞的景象。托儿所的一切欢乐渐渐抛于脑后，我的玩性再起，即使开春后也只想在家找伙伴们玩耍，或远远观摩民兵队的射击训练，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捡到几颗弹壳做玩具。漫山遍野的绿与姹紫嫣红的各色花海，金黄的油菜花，蓝白相间的草籽花，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无不吸引着我那幼小活泼的小鹿。
接下来便发生了一件我一辈子都铭记，并被父亲有限放大而反复提及的趣事。四月的一天中午，我萌发逃托回家找伙伴们玩耍的念头，趁着胖姨收拾餐具的空挡，见无人注视，信手拿起我从家里带来的小方凳走出托儿所。当时是吃午饭的时间，比较杂乱，我走得有些犹豫，警觉地提溜着眼珠，看看是否有认识的人。在走出前厅大门的那刻，我高兴坏了，蹦跳着就往家走。
托儿所距离乡下的家约八百米远，前面的路段是垂直的两条大马路，两边长着高大的杨树，新发的树叶绿油油的，茂盛得很，哗哗地带着风声。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朝我投来诧异的眼光，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没有大人的陪伴在马路上独行。好在那时路上车少，还没有出现拐骗小孩的骗子，我凭着记忆，顺利抵达连接湾子的路口。路口的山坡上都是正忙于开山辟田的村民及下乡的知识青年。驻扎在我家的几个知青第一眼就发现了我，很惊奇弱小的我一个人能从托儿所逃回家。他们中一位高个子叔叔赶紧将我护送回家，并告知我母亲关于我的简单情况，再三叮嘱要加强对我的安全教育。
我的逃学也确实惊吓到了胖姨及老师，生怕我出什么意外，她们分析我应该是回家了，可她们不知道怎么去我家。胖姨与我父亲是老熟人，知道我小叔叔也在供销社上班，她立即找到我小叔叔，将我的情况如实告知他。小叔叔骇了一跳，火急火燎地骑上自行车沿途找回家，见到我在家独自玩耍的那刻才长舒一口气。此后，父亲便不再勉强我去托儿所，我随后断断续续上到1974年春节便再没有去过。
托儿所是我开蒙阶段一段抹不掉的记忆，除了学习到基本的礼仪与称谓，还学习了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更是培养了我对故事的好奇心，日后引导我对阅读的兴趣。抚今追昔，我对陪伴我走过托儿所阶段的亲人、胖姨的怀念与日俱增，他们的朴实如烙印深入我的骨髓。庆幸的是，当今城乡差异日趋缩小，农村的幼儿一样可以进入正规的幼儿园开蒙，接受更加先进全面的教育。时代是向前发展的，不变的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拳拳的爱，是融融的陪伴，是殷殷的期盼，是一段快乐温馨的记忆。
（葵卯兔年 正月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