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巴士开走后，候车亭就成了海面最后一块礁石。灯光把铁皮顶棚漂成冷白色，像用得太久的搪瓷碗。
长椅上坐着老人。他穿得很多，棉袄外面套着旧夹克，整个人像颗裹得过紧的粽子。膝盖上放着一只布袋，印着褪色的化肥广告。每隔两三分钟，他抬头看站牌上的LED钟，红数字跳动时，他眼底也跟着闪一下。末班车已经走了，他还在等什么？
风声绕过亭柱，卷起地上的落叶。塑料袋贴着地面逃跑，发出干燥的呜咽。他往手心里呵气，白雾在灯光下散开。这个动作让我想起父亲——他也总这样呵气，仿佛能从虚空里借来一点温度。
远处有车灯扫过。老人的背脊挺直了，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灯光近了，又远了，是私家车。他靠回椅背，布袋在膝盖上微微下陷。路灯把他稀疏的白发照得近乎透明。
我开始猜测他的故事。或许在等一个不会归来的儿子？或许只是不愿回到空荡荡的屋子？又或许，等待本身已成为他生存的方式——就像车站需要等待的人来完成它的意义。
突然想起卡尔维诺写马可波罗的话：“也许，所有 destination 都只是 excuse，为的是能永在途中。”老人是否也在享受这种被允许的停留？在这座永不眠息的城市里，只有误了末班车的人，才能合法地静止。
风更紧了。我把围巾裹严些，准备离开这无望的等待。起身时，却听见老人低哼起什么。不成调的曲子，断断续续，像老旧收音机里飘出的杂音。仔细听，是《歌唱祖国》，我祖父也爱哼这首。
最后一班地铁从地下驶过，震动顺着椅腿爬上来。老人停止了哼唱，终于站起身。他整理了一下衣襟，拎起布袋，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走去——那里没有公交站，只有一条被梧桐树荫覆盖的小巷。
原来他等的从来不是车。就像此刻穿过巷口的风，不需要方向也能证明自己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