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林致远，名字听着挺有志向，像是要“宁静致远，干番大事”，但在我人生前十几年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频繁出现在考试排名榜的尾巴上，让我爸血压稳步上升。
我的青春，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与数理化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仰望星空。
当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是字面意思。
我和我的死党阿杰，是那种在老师眼里“不务正业”的典型。当别的同学在题海里泅渡，为了重点高中挤破头时，我俩正猫在学校后那片荒废的操场上，对着一本皱巴巴的《基础天文学》和一台破旧的双筒望远镜，指点“星”河，激扬文字。
阿杰，本名赵文杰，是我所有“不靠谱”梦想的唯一合伙人兼首席技术官。他是个瘦高个，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是闪着一种对物理定律和爆炸边缘反复横跳的狂热光芒。
我爸要是知道我整天跟他在一块儿“研究”怎么把家里的闹钟拆了做推进器，估计得连夜给我办转学。
我们俩的友谊，始于小学四年级。
那时他因为用放大镜聚焦阳光烧了前桌女生的辫子而被罚站，我则因为在他“实验”时提供了“风向与可燃物最佳角度分析”而被一同拎了出去。两个小小“科学家”在走廊上面面相觑，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融化了一半的巧克力，掰给我一半。
“喂，你觉得如果我们有足够大的放大镜，能把操场上的沙子烧成玻璃吗？”
我认真思考了一下：“理论上可以，但需要考虑地球曲率和大气散射造成的能量损耗。”
他眼睛一下子亮了，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知己啊！”
从此，我们成了“祸福相依”的铁杆。
我们的梦想，说起来有点大——造一枚能飞上平流层的火箭。
这个疯狂的念头，源于初二那个夏天。我们躺在废弃操场的草席上（那是我们的“星际航行控制中心”），看着流星划过。阿杰突然坐起来，指着天空说：“致远，你看，那些星星离我们那么远，光都要走几百万年。我们整天学这些公式，算这些题，有什么用？能让我们离它们近一厘米吗？”
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顺手拍死了一只试图在我腿上安家的蚊子。
“所以，”他语气变得庄重，“我们得干点实际的。造个火箭吧！不用飞到月亮上，就先……飞到云上面看看！”
这个提议荒谬至极，但又该死的迷人。于是，“破晓计划”（阿杰取的名字，说我们的火箭将像破晓之光一样划破夜空）正式启动。
二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灰色应试教育生涯里最绚烂的彩色。我们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省下的早餐钱和偶尔“接单”帮同学写游戏外挂（这事儿不光彩，我承认）。“研发基地”在我家堆放杂物的阳台和阿杰家那个永远弥漫着焊锡味的小车库。
我们研究过用火药糖（结果差点炸了阿杰的眉毛），探讨过用高压气体（发现打气筒效率太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模型火箭固体燃料发动机上——这玩意儿相对“安全”，至少在理论上是。
我负责理论计算和“外交”（主要是忽悠我爸妈，告诉他们我们是在进行“有益的课外物理实践”），阿杰负责动手实践。他那双灵巧的手，能把废弃的铝合金管、电路板和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元件，变成看起来像模像样的火箭部件。
我们的笔记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草图，写着诸如“箭体结构强度分析（瞎猜版）”、“燃料燃烧效率预估（乐观估计）”之类的标题。
我们为“是用三片尾翼还是四片更稳定”吵得面红耳赤，也为第一次成功用单片机点亮一个LED指示灯而击掌欢呼，仿佛已经控制了整个火箭的航电系统。
当然，麻烦从不缺席。最惊险的一次，我们在阿杰家车库测试微型发动机（用火柴头和白砂糖自制的，非常不推荐模仿），一声闷响，一股黑烟窜起，触发了邻居家的火灾报警器。
在消防车和居委会大妈赶到之前，我们俩顶着两张被熏得乌黑的脸，手忙脚乱地收拾“犯罪现场”，互相指责对方是“猪队友”。
事后，阿杰被他爸结结实实揍了一顿，但他第二天依旧瘸着腿，兴奋地告诉我他找到了失败的关键——混合比例不对！
还有一次，为了测试降落伞回收系统，我们偷偷爬上了学校最高的实验楼楼顶。
当用旧雨伞改装的降落伞带着我们的“模拟返回舱”（一个装了半块砖头的可乐瓶）晃晃悠悠飘下时，被路过的教导主任逮个正着。
我们被勒令写检查，并在全校大会上被不点名批评“某些同学精力过剩，有攀登高危建筑的危险倾向”。
站在台下，我和阿杰互相使了个眼色，偷偷在背后比了个“V”字——至少降落伞成功了，不是吗？
那时候，天空是我们的画布，梦想是唯一的颜料。我们相信，凭借我们的“智慧”和“毅力”，一定能让那枚承载着少年心气的火箭，刺破云层，触摸到那片我们仰望了无数次的蔚蓝。
三
裂痕，出现在初三那个兵荒马乱的夏天。
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那是无数张试卷被反复摩擦后散发出的焦灼。所有人的话题都围绕着“升学”、“重点率”、“未来”。我和阿杰的“破晓计划”被迫无限期搁置。望远镜上落了灰，火箭图纸被塞进了床底，取而代之的是堆满桌面的《五年中考三年模拟》。
压力像不断上涨的潮水，漫过脚踝，膝盖，直至胸口。我爸找我进行了一次“男人间的谈话”，核心思想是：收起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考上重点高中，才是你现阶段唯一的、正确的、光荣的使命。
我试图挣扎，提起我们的火箭，提起星空。我爸用一种看迷途羔羊的眼神看着我：“致远，星星不会给你饭吃。现实点，儿子。”
现实。这个词像一堵冰冷的高墙，把我困在原地。
阿杰似乎比我更能适应这种“现实”。他减少了来我家车库的次数，即使来了，也常常心不在焉。他开始频繁提起一个名字——周雨晴。
那是我们班的班长，成绩好，长得漂亮，是老师眼中的宝贝，也是很多男生青春期梦里模糊的女神。
起初，我没太在意。少年慕艾，很正常。我甚至还会在他描述周雨晴今天又穿了什么裙子，回答问题时声音多么好听时，插科打诨几句。
但渐渐地，我感觉到了不对。阿杰不再热衷于和我讨论哪个型号的陀螺仪更稳定，而是开始琢磨怎么把头发梳得更像当时流行的偶像。
他的话题，从“火箭燃料比冲”变成了“周雨晴喜欢听谁的歌”、“她好像对隔壁班那个体育生笑了”。
我隐隐有些失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共鸣箱。但我告诉自己，兄弟有了喜欢的人，得支持。
我还傻乎乎地给他出谋划策，虽然我的建议多半来自于网络小说和游戏剧情，听起来极其不靠谱。
真正的风暴，在一个闷热的晚自习降临。
我因为一道该死的物理题被老师训斥，心情低落到谷底。回到座位，看到阿杰正低头飞快地写着什么，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又傻气的笑容。我凑过去想看看，他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捂住。
“干嘛？情书啊？”我压低声音调侃。
他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
也许是积压的压力和莫名的醋意作祟，我半开玩笑地去抢：“让我看看嘛，哥们儿帮你参谋参谋，保证比你的火箭设计图严谨！”
争夺中，那张薄薄的信纸飘落在地。旁边一个同学恰好弯腰捡笔，顺手捡了起来，并且，在全班寂静的只有笔尖沙沙声的环境里，用一种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几排人听到的声音，念出了开头：
“亲爱的雨晴……”
哄笑声像炸弹一样在教室里炸开。阿杰的脸瞬间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他猛地夺回信纸，揉成一团，死死攥在手里。
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羞愤和一种被背叛的痛苦。
“林致远！”他几乎是咬着牙喊出我的名字，“你混蛋！”
我懵了。我没想到会这样。“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的辩解在满教室的窃窃私语和暧昧的目光中，显得苍白无力。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一起骑车回家。他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我站在原地，心里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又沉又闷。我意识到，我可能搞砸了，搞砸了一件比没造出火箭严重得多的事情。
我尝试过道歉，通过QQ，通过短信，在他家楼下等他。但他的回应只有沉默，或者干脆避开。
那封未送出的情书，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了我们。周雨晴似乎也知道了这件事，对阿杰的态度变得客气而疏远。这无疑加深了他的难堪和对我的怨怼。
四
中考前夕，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们都埋头于最后的冲刺，像两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按部就班地做题、背书、考试。偶尔在走廊擦肩而过，眼神碰撞的瞬间，只剩下尴尬和闪避。
曾经共享星河与梦想的我们，在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连一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
中考结束，我超常发挥，勉强挤进了那所重点高中的分数线。阿杰则去了一所普通的寄宿制高中。
漫长的暑假，我几次拿起电话，手指在那个熟悉的号码上徘徊，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自尊心像一只固执的手，按住了我。我想，也许他需要时间冷静，也许到了高中，有了新的环境、新的朋友，这段不愉快就会慢慢淡去。
高中生活是全新的、快节奏的。新的同学，更繁重的学业，让我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荒废的操场，想起那些关于火箭的疯狂构想，想起阿杰镜片后闪闪发光的眼睛。心里会泛起一阵细密的、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怀念的疼痛。
我从其他同学那里零星听到关于阿杰的消息。听说他在高中参加了机器人社团，搞得风生水起。我既为他高兴，又有些酸涩——看，没有我，他依然在他热爱的领域里闪耀。
而我，则彻底沦为了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刷题，考试，争取排名。那个梦想触摸星空的少年，似乎被我遗弃在了时间的某个角落里，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再次得到阿杰确切的消息，是大二那年寒假。从一个老同学那里听说，他工作的科技公司组织了一次面向偏远山区儿童的科普公益活动，他是指导老师之一。
鬼使神差地，我报名成为了那次活动的志愿者。
去见他的路上，我的心跳得像擂鼓。几年不见，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会怎么对我？冷眼相对？还是形同陌路？
活动地点在一个山区小学的简陋操场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他比高中时更壮实了些，少了些当年的毛躁，多了份沉稳。他正蹲在一群孩子中间，耐心地讲解着手里一个小型水火箭的原理。阳光下，他的侧脸专注而温和。
他抬头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然后，他站起身，朝我走了过来，脸上露出一个复杂的、带着些许感慨，却又无比真实的笑容。
“哟，林致远。来了？”
一句“来了”，仿佛跨越了所有沉默的岁月，把断掉的线头，轻轻拾了起来。
“嗯。”我点点头，也笑了，喉咙有些发紧，“来看看……你们的火箭。”
活动间隙，我们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站在操场边，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发射着他们亲手制作的小火箭，那些塑料瓶做的简陋装置歪歪扭扭地冲向天空，引来阵阵欢呼。
“还记得吗？”我望着天空，轻声说。
“记得。”阿杰笑了笑，“我们的‘破晓计划’，比这个可牛逼多了。”
我们都笑了，笑声里有些释然，也有些唏嘘。
“对不起，阿杰。”我终于把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说了出来，“当年那件事……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
他摆摆手，打断了我，目光依旧看着那些奔跑的孩子：“都过去多少年了。其实……我后来想想，也挺傻的。那时候年纪小，脸皮薄，觉得天都塌了。而且，”他顿了顿，转头看我，眼神坦诚，“我后来也明白，那时候我有点……重色轻友了。忽略了我们哥们儿的感觉。”
“没有的事。”我赶紧说。
又是一阵沉默，但这次不再尴尬，而是一种沉淀后的平静。
“我们的火箭，最终也没飞起来。”我有些遗憾地说。
“是啊。”阿杰叹了口气，随即又笑了起来，指着那些孩子，“但是你看，它们飞起来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只做得格外精致的小火箭，在孩子们的倒数声中，“嗖”地一声窜上天空，划出一道漂亮的白色水线，在阳光下折射出小小的彩虹。
“你知道吗，致远，”阿杰的声音变得很轻，“后来我学了更多东西，才知道我们当年的设计有多异想天开，能活着没把自己炸飞真是运气。
但是，”他强调道，“那种想要飞起来，想要去触摸未知的冲动和热情，是真的。那份一起为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付出百分之百努力的心，也是真的。”
他看着我，眼神清澈，一如当年那个在走廊上问他能不能把沙子烧成玻璃的少年。
“梦想不一定非要实现，对吧？但它存在过，照亮过我们，这就够了。”
我怔住了，感觉心里某个坚硬了很久的地方，忽然柔软了下来。是啊，我们没能造出飞上平流层的火箭，但我们曾经是彼此最坚定的宇航员。
我们迷失在了青春的迷雾里，弄丢了彼此一段时间，但那份共同仰望过的星河，那份一起燃烧过的热情，早已成为了我们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活动结束时，阿杰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旧旧的、边角磨损的硬皮笔记本，递给我。
“给你的。”
我接过来，翻开。里面是我们当年画的火箭设计图，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还有我们俩中二无比的讨论记录：
“林致远认为此处应加强结构（虽然他连受力分析都算不对）。”
“赵文杰坚持使用此方案（尽管上次实验烧了他的作业本）。”
一页页翻过去，仿佛时光倒流。泪水毫无预兆地模糊了我的视线。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是我们俩初二那年夏天，在废弃操场的“控制中心”草席上，勾肩搭背，对着镜头笑得没心没肺，身后是那台破双筒望远镜，和满天繁星的草图（阿杰画的）。
照片背面，有一行新写上去的字，是阿杰的笔迹：
“致我们未能发射的火箭，和所有指引过我们的星辰。”
我没有把笔记本还给他。我把它带回了家，放在了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
那个夏天，我和阿杰没有刻意去修复什么，我们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抱头痛哭，也没有发誓要做回最好的兄弟。
但我们重新加了微信，会偶尔聊聊天，吐槽一下工作和生活，分享一下有趣的科技新闻。
关系不再像少年时那样炽烈不分彼此，却多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暖与懂得。
我知道，那枚名为“破晓”的火箭，最终还是没有飞向冰冷的宇宙深空。但它承载着两个少年最真挚的友谊、最赤诚的梦想和最纯粹的快乐，永远地、温暖地，发射并着陆在了我们彼此的记忆里，成为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
而成长中的遗憾，或许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让我们懂得，有些光芒，即使短暂，也足以照亮此后漫长的路途。
那些走散的人，或许会在某个拐角，以另一种方式，与你重逢，然后告诉你：你看，我们曾经追逐的光，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