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社会对私有权利进行确权后，继承权就成为了私有权利的重要一部分。
在西汉政府时期，私有权利不仅包括私有财产（如土地，金银珠宝，布匹，店铺等），还包括身份。
上周一，我们在《女性在西汉政府时期的经济地位》中讨论过，西汉政府建立之初全面继承了秦朝主要制度，并且对所有平民普遍授予爵位，以确立平民（特别是东方六国）的国人身份，按不同爵位享有政治权利，这一政策最大限度的扩展了西汉政府的执政社会基础，由此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中国的形成了。
爵位共有20等，不同的爵位获得国家授予的土地面积，免税特权，免劳役和免赋都是不同的，由此中国社会成为了身份权利社会，即根据身份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即使在现代的中国，仍具有着身份权利社会的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社保待遇，子女入学入托，土地分配等一系列共有权利的分配中都是有差异的。
当然，在古代君权国家中，身份是调节阶层关系的工具。而现代民权国家中，身份是调节共有权利分配的工具，随着共有权利的增加，例如教育，医疗服务增多后，户籍差异逐渐缩小，甚至当农村土地具有更大价值后，农村户口甚至比一些城市户口的价值更大。
那么在西汉时期，女性的继承权是怎样的呢？
根据吕雉执政时期颁布的《二年律令》，女性可以继承爵位，西汉的高等级爵位甚至拥有免除一定刑期的权利，即通过削爵位来抵消因犯罪而应入的刑期。
在财产继承上，未婚女子拥有继承权，已婚后，女子名下的土地转移到新立户家。在授田制度下，已婚女子与丈夫独立建户，就拥有了获得土地授予的权利。当然，如果女子离开本村，到不相邻的村，其继承的土地就需通过户籍登记机关进行协调，在女子独立建户的村分配土地。
分析这个土地继承和授予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这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可开垦土地充裕，二是基层政府素质能力较高。这在西汉时期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土地私有化已经得到法律的确立，国家不再有多余的土地可以授予，不仅是女性继承，平民土地所有权都遭到了特权贵族的侵占。
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是社会分配不平等的产物，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平民土地所有权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