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来
一零年，我和姐姐在乡镇念初一。和堂弟，堂弟的表姐租住在两个隔间平房里。
那时刚刚从小学离开，去到人流量稍大一点的乡镇，我和堂弟每个周日去住房，用小背篓装上白菜，萝卜，土豆，几斤小米。从半山腰的家里开始走，下一段坡，沿河道往南方走，十里路便到镇上。我和堂弟一人换一气。背篓的绳从肩上勒进去，勒出一道细长的红痕。下午烈阳当空，路上也是三三两两的学生，有的拎着麻袋，提一段路，换一气。姐姐念初三，和我们排课不大一样，便没同行。那个夏天，河道两边的山里，树叶绿的盎然，也有枯草夹杂其中。半程时有小瀑布从小悬崖上流下，岁有枯荣，都是必然。
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逢人总念叨:她念高中的儿子老闯祸。话里不甚恨其不成器，在我眼里听来，那个辍学率离谱的小镇，念高中已是光宗耀祖。姐姐和我，堂弟和表姐都喜欢去房东家看电视，我们烧蜂窝煤，用祖父和叔叔给的几十块钱，在镇西马路下的制煤厂，背上一背篓的煤，一气便一直走回到平房。煤炉小，烧水做饭需要时间，取暖是不够用的。房东的火房里，是大煤炉三倍的回风炉，电视也放这间。我们拘谨着，主人家换什么台，便跟着看什么，回风炉里火星子轻冒出来，手只是稍稍靠近，便胜过平房里烤火十分钟。说来也奇怪，阿姨租出去平房，自己住在瓦房里。
我和堂弟住外屋，一张木床，一个装许多衣架的空衣柜，一个小煤炉。洗脸的盆摆在木床下，背篓躺在衣柜前。家里带来的吃食胡乱地丢在地上。姐姐和表姐住的里屋，多了一个一人坐的沙发和摇摆的茶几，别无外屋二样。我在新的环境里，只是每天上下学，晚上自习结束背着奥特曼的假皮书包，点着手电筒回到住处。用冷水冲冲脚，点着暗黄色的灯，将作业摆在木床上读写。住房里的灯是二十瓦特，省电，挂的高时间久，小灯外有一层灰尘。我开着灯，点着手电筒才能看得清书本上的文字。一个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又怎能真正感触多少生活的苦难，我只是重复的每天如此，如此生活了六个月。
我在点手电筒，堂弟便躺床上休憩。姐姐在阿姨的瓦房里看电视，表姐被我们村的一个打工小伙子看上，正期待外面的世界。我出去住房，在镇东的小卖铺买节电池，耽搁了十分钟，回到住处，煤炉上焖米饭的锅烧个通红，白米变了黑米饭。我拉下锅丢地上，跑去叫姐姐回来，但也忘了吵了啥。
煤炉没将生米煮熟饭，表姐倒是煮了熟饭。初一的上半期没有结束，表姐和小伙子拿着新买的翻盖手机，坐客车走了他乡。表姐母亲来我家里闹腾，但其实，又没有人保的媒。闹闹就过去了。一零年的那个冬天，租在我马路对方的堂姐也走了他乡。我们在她的租房里炸土豆，拌上辣椒面，日子也算有着落。堂姐入学晚，初三时已经十七八岁，是隔壁村吃这口饭的人保的媒。我马路斜对面的同村女孩子，我姐姐的同学，不日自个坐客车去他乡。她们各自找了自己的着落，似乎生活要如此，有点向往，已是万幸。
有的人落了脚，有的人落下去了。堂姐的房东嗜酒如命，她们都有着落时，房东酗酒，骑车把自己玩没了。镇上的人在传:这是一个下坡踩油门的主。镇上有他的传说。他成了传说。
一零年冬天，小镇冷了起来。外面结了冰，雪从镇东盖到镇西，天空灰蒙蒙的，市集开放了。祖父拉了二百斤苦荞来卖，买了新茶几赔了阿姨家。至今没人知道茶几怎么坏的。我倒是知道，前一夜晚自习前我坐了一下。年久的东西，迟早会坏。
雪花从天空飘下，门前的泥巴路走的久了，在雪地里走出不规整的脚印子。世界在老在变，走他乡的人和留故乡的人们。都是老变中落脚找着落。
任时间兵荒马乱，你我曾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