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藏罪犯，无论现行刑法还是宋朝律法，都是严厉打击的重点。用拽一点的教科书语言说，是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中，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一类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从《水浒传》中的描写看，尽管法律严禁窝藏，但出于设计故事情节、突出江湖情谊的需要，小说中史进、赵员外、柴进等，都帮助若干梁山好汉们犯事后收留窝藏，进而逃出生天、上山入伙，胆子还真是大的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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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窝藏罪犯，北宋朝廷律令明令禁止、严厉打击。
比如第3回中，缉拿鲁智深的榜文中就写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与犯人同罪……。
再比如第30回中，武松杀逃走后，“知府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缉捕凶首……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
从上述两个案例来看，窝藏犯人包括一方面提供藏匿的处所，另一方面是提供饮食；窝藏罪犯的定罪，是“与犯人同罪”。但在律条实际规定上并非如此：“诸知情藏匿罪人，若过致资给，谓事发被追及亡叛之类。令得隐避者，各减罪人罪一等”，也就是说，比照罪犯的处罚结果减罪一等，而非小说所说的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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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藏犯的定罪，与窝藏时间的长短并无非常直接的关联。宋承唐制，在宋立国第四年颁布了《宋刑统》，其中就有与唐律中知情藏匿罪人条基本相同的规定。正象《唐律疏议》解释的那样：“藏匿无日限者，谓不限日之多少，但藏匿即坐”。也就是说，不管藏匿时间长短，只要有藏匿，就属犯罪。
比如，第3回中，“鲁达自此之后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了五七日”。直到金翠莲之父金老“急急奔来庄上，迳到书院里见了赵员外并鲁提辖”，“有三四个做公的来邻舍街坊打听得紧，只怕要来村里缉捕恩人”，鲁智深才在赵员外的建议下去了五台山。
但也有例外，主要是因为柴进持有丹书铁券的特殊身份：
比如第21回中，柴进曾扬言：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务，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再比如第50回中，朱仝道:“黑旋风那厮如何敢迳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小可小旋风专爱结识江湖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剌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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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藏罪犯是否获罪，主要看藏匿行为是否发生，即按照《唐律疏议》所说的，为罪犯“指授道途，送过险处，助其运致，并资给衣粮，遂使凶人潜隐他所”。这里面讲了三种情形：第一是为罪犯指路，第二是帮助过关，第三是资助衣粮，最后的结果，是帮助罪犯逃走隐匿他处。
第10回中，柴进帮助林冲脱险最为典型。
“林冲只在柴进东庄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话下。看看挨捕甚紧，各处村坊讲动了”。而且，“沧州道口见今官司张挂榜文；又差两个军官在那里提简，把住道口”。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出关，就成为一大难题，当然，这自然难不到小旋风。
第一步，柴进当日先叫庄客背了包里出关去等。
第二步，“柴进却备了三二十匹马，带了弓箭旗枪，驾了鹰雕，牵着猎狗，一行人马多打扮了，却把林冲杂在里面，一齐上马，都投关外”。
有意思的是，这中间柴进和把守关口相熟的军官对话，简直是对法治的绝妙讽刺：
军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
柴进下马问道：“二位官人缘何在此？”
军官道：“沧州大尹行移文书，画影图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把守；但有过往客商，一一盘问，才放出关”。
柴进笑道：“我这一伙人内，中间夹带著林冲，你缘何不认得？”
军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识法度的，不到得肯夹带了出去。请尊便上马”。
好一个“识法度”，就这样放走了罪犯。
柴进不仅藏匿罪犯林冲，还让夹杂在打猎人群中混出沧州城，符合上述律条中的界定，为典型的“知情藏匿罪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