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中国遭遇百年屈辱，人们在痛斥西方列强残暴之余，却又充满了疑问：从1840年到1912年清帝逊位，中间经历了漫长的72年，为何清朝只能洋务运动，却不能像日本一样进行明治维新？
其实，即便始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一度轰轰烈烈，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又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失败。至于之后的百日维新和立宪运动，只是一个荒唐的游戏罢了。
因此，这就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是中国人不行，还是中国文化不行，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
然而，1949年至今才70周年，新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强国，显然不是中国人不行。而且，继承中国文化的日本能够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说明也非文化不行。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清朝沉沦72年呢？曾国藩的一段话解开了真相！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署，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落幕，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军。随后，作为帝国重臣的恭亲王奕訢上书咸丰：
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
从恭亲王奕訢的这一句话中，除了“自图振兴”有道理之外，其他三点都可谓缺乏基本认知：一“不利我土地人民”，并不代表没有丧权辱国，比如关税、鸦片贸易合法化等，二“信义笼络”，以利益为根本的西方列强，岂是信义笼络的了？三“驯服其性”，靠仁义道德驯服吗？
显然，恭亲王奕訢的认知极为可怕，对国家主权和西方列强的了解浅薄的令人发指。然而，恭亲王奕訢的认知，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当时一个普遍现象呢？
1862年5月7日，在倡导洋务运动时，曾国藩写下了一段话。
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锯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显然，曾国藩看来，关税、礼节等争论，都是一些小事情，根本不值得与英法争执，比如关税多给一些于洋人何妨？与恭亲王奕訢一样，对国家主权和西方列强缺乏最基本认识。
关键在于“洋人十年八月（咸丰十年，1860年）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没有攻占紫禁城和太庙，不影响朝廷和侮辱清朝皇帝的列祖列宗，这与英法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一样，“二者皆有德”于大清，因此我们中国不能忘了英法之大德，而怨恨其火烧圆明园、在北京烧杀抢掠、或争论关税的事情。
如果浓缩一下，差不多就是“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意思，只要西方列强不颠覆清政府的统治，其他一些不平等条约都只是小事。
无论是恭亲王奕訢，还是曾国藩，都是领袖式人物，他们言行影响力极大，几乎代表了官员和文人阶层的普遍想法。
由于恭亲王奕訢是满人，屁股决定脑袋，他最基本的出发点只能是“保大清不保中国”。因此，这两人都有“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思想。而且，从这两人言行来看，都跟不上时代，对国家主权和西方列强缺乏最基本认识。
认识上的不足和偏差，或许可以慢慢弥补，但最基本的“保大清不保中国”思想，却根本无法扭转。在这一思想之下，又如何进行深度改革？而不进行深度改革，只是外科手术式的洋务运动，又如何能够真正强大？
另外，洋务运动的出发点，是让清廷掌握先进武器，实现国富兵强（没有用人制度、财税制度等改革，这一点最终也实现不了，甲午战争结果就是明证），而不是社会进步的民富，清朝政治制度并未有什么改革。
令人感慨的是，另一个历史名人左宗棠，在听闻英法火烧圆明园和《北京条约》之后，与曾国藩泰然处之、甚至认为英法“有德于我”不同，左宗棠却是忧心忡忡，积愤忧心，北望中原，悲愤不已，常常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从《北京条约》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有志之士都该谴责、反省，天下应该物议汹汹才对。然而，当时除了左宗棠等少数派之外，其他社会精英都表现极为平静，依然沉浸在梦乡之中，感谢列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之恩，相反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社会却在沸腾。
可见，对于近代中华文明而言，真正的栋梁不是曾国藩，而是左宗棠。如果晚清多一些左宗棠，或许中国近代史会被改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