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既明，方读子。
撮其要，记其事。
五子者，有荀杨。
文中子，及老庄。
《三字经》在介绍完经部之后，只是用了这么两句话来概括性的介绍了一下诸子。但是不要看字数少，包含的信息量，以及其中的分量一点也不小。一点一点来说。
先说学习的顺序。《三字经》一直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就循序渐进这个原则来讲，这本书首先告诉我们要“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在这个大原则下，“知某数”是有一个逻辑关系下来的，前面已经说了。“识某文”的部分，其实主要是分了三个大部分——“四书”、“六经”、“诸子”。这个先后顺序也不是随便摆出来的，他又有很严密的逻辑关系。要想学习，入门一定不能出问题。其实在先秦时期，百家是一体的，并没有分家，儒生是泛指读书人。划分百家是汉代的时候，后人为了学习和研究起来方便，人为的给先秦诸子分了一下门派。先秦那个时候的“学问”其实是“六经”，诸子的学说在先秦当时，都是自己学习“六经”的报告而已，跟我们今天学生的毕业论文没有本质区别。而《三字经》在排“文”的时候，之所以将所谓的“四书”排在前面，是要告诉学生，入门的时候“正”最重要。世间学问，大体上可以分成天地正道，旁门左道，胡说八道，邪门歪道这么四大类，其实根都是“易经”，但是后代的人对同样的一句话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释。那么我们再后来的人在学习的时候，到底去参考哪一种解释呢？所以《三字经》在推荐我们学习顺序的时候，推荐大家用“四书”入门。打个比方，如果说世间学问是一个漂亮大宅子的话，那么“四书”便是堂堂正正的正门，是进这所宅子最漂亮、最正派的进法。看完“四书”有了一定根基之后，“六经”才有可能看得懂。但是看完了“四书”、“六经”之后，还是要看诸子的文章，这一点是求“博”。不要被所谓的儒家的一家之言所困住。这个就是庄子在《秋水篇》中阐述的“曲士不可语大道者，束于教也”的意思。人不学习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学了之后反倒让自己所学捆住手脚，困住思维，自以为是，以人为非。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学。
一个人，学到最后，不仅仅是要能辨别出各种所谓的“道”，更应该做到与天地正道融为一体，收旁门左道造福苍生，让胡说八道原形毕露，除邪门歪道就地正法。
这个“明”并不是“明辨是非”那么简单。而是要能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的那种感觉。要的是那种对学问的通透理解。一个人只有做到“明”，才能跳出自身的限制，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而不迷失。所以《三字经》才会讲“经既明，方读子”。因为基本原理如果没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掌握的话，看百家的东西，就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
诸子的文章，去接触的话，我认同《三字经》的方法，就是“撮其要，记其事”。这个环节已经不需要向读所谓的“经”那样细致了。了解核心的东西就好。因为接触了之后，一定会发现，其实诸子百家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当然，这是在把“经”真正读“明”了之后才能做到。
对于诸子，《三字经》列出了这么五个人，其实是五个方面的代表。荀指的是荀况，用后世的说法，这个人是儒家的学生，法家的先驱，是被后世儒生认为是孔门叛徒的一个人。但恰恰是这样，《三字经》的作者反而把他放在最前面，因为他是不拘泥于成法，能够融会贯通、自我创新的代表。这一点对于学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是要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把自己学呆掉。西汉杨雄以辞赋著称，但是他又能从自己的辞赋中跳出来，重视内容的修养，这样才有了《法言》、《太玄》。这里杨雄代表的就是那种不为一事而自喜，能不断自我完善的人。文中子王通是隋末唐初人，近代以来，这个人物并不怎么被推崇，所谓的没有什么热度。但是历史上，王通在唐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都很受推崇。在隋代，王通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但为官不久王通便深切的体会到隋王朝不可医治的弊病，认定这个朝廷是长久不了的，天下不就仍将大乱，于是他辞官归乡专心于著述与教育。老师厉不厉害，看老师本身是没用的，要看学生都是何种样人物。唐初的重臣中，多有王通门人。薛收、温彦博、杜淹、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等都是王通的学生。其中很多都是最终享有“陪葬昭陵”殊荣的人物。有学生如斯，可见为师者的功力了。《三字经》选王通，用意就在倡导读书人要能审时度势、经世致用，找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效发挥自己平生所学。老子就不必多说了，那已经是容万物于一体的人物了，是一个绝对的标杆。庄子的文章，文字非常优美，故事又那么神采飘逸。可以说是千古文章应该追求的典范。
看《三字经》论述诸子的这两句，还要认识到的一点就是，在北宋，至少是在《三字经》作者这一脉，学问之道还没有囿于门户，还有博采众长的思想，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我们今天面对古今中外这么多所谓的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确立起自己的“经”，而后能贯通古今、融汇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