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身陷传销囹圄，接到老家的电话，母亲脑出血被120送到了医院。

电话是姐姐打来的，因为她离得近，父亲首先通知了她，那已经是母亲入院十几个小时以后。

父亲问我们是开颅还是打洞。

接到电话，我已经傻了，脑出血三个字让我脑袋嗡嗡响，眼泪不受控制的滚出来。

母亲的舅舅是因为脑出血去世的，入殓的时候，脸肿到认不出，嘴里全是凝固的血块。

在我的印象里，脑出血是个要命的病！我害怕得要死。

最终是父亲拿了主意，在头上打洞，插根引流管。

挂掉电话，我开始订票，手颤抖到需要室友的帮助，最近的机票到第二天，又查了很多方式，确定第二天的机票回家是最快的。

打洞的手术很快，我订好票，母亲已经被送回了病房。

那一夜是人生最漫长的一夜，迷迷糊糊的做了很多关于母亲的梦，哭着醒来，哭着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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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到南方，落地的时候已经下午，朋友安排了送我回老家的车。

到达医院，天黑了下来，医院的树好大，挡住了路灯， 我们的影子时有时无。

姐姐说：你上去看到妈了，不要哭，爸爸会难过的。

我点点头，感觉马上要哭出来。

“妈头上插了个管子，像个天线宝宝！”

姐姐在逗我，她担心我会过于悲伤。

我的腿发软，像植了钢板，每走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力量。

母亲被各种线和管子牵制，机器太多，导致她看起来那么小个，

她好像是睡着了，我俯身摸了摸母亲的头，是插了根管子，鼻腔又开始发酸，低着头不敢看父亲。

我喊了一声妈，声音嘶哑到几乎听不见。

母亲没有回应，父亲听到了。“做完手术还一直没醒，医生说现在是昏迷的。”

一瞬间，我把最坏的结果都想了一遍。

父亲安慰道：没事，已经控制住了，没有再出血。

我这才看看父亲，他穿着洗澡的拖鞋，衣服上全是妈妈呕吐的脏污，脸黢黑，疲惫夹杂着担忧。

我又要哭了，看着父亲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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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住在离护士站最近的病房，这里通常住着重症。我们在这里待了37天，白天到黑夜。

我和姐姐照顾晚上，白天交给父亲。晚上会更难熬，父亲届时已经57岁了。

母亲一直没有醒，身边的机器撤了些，身上只剩下了导尿管，按时清理；头上的引流管引出大袋大袋的血水，隔几个小时倒一次；鼻管，每天注射牛奶，保证一部分营养。

留下的生命检测仪，一直在滴答滴答响，那个声音后来像刻了在脑子里，记忆清晰。

哪怕在十年后的今天，听到那个声音依然会浑身紧绷。

我一直处于很紧张很害怕的状态，夜里隔一会坐起来看一下母亲，给她翻翻身，瞄一下监护仪。

母亲从做完手术后，好久都没有醒来。每一天我都把最坏的结果想一遍，又在心里默默推翻。

不管什么样的坏结果，我都无法接受，母亲是那么能干，要强，她怎么可以一病就病的这么重。

我跟朋友说，都怪自己，没有提醒母亲吃降压药。

朋友说，你不要每一次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你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多能耐。

我知道她在安慰我，但我依然懊恼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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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床住着一个老头，请了个护工，经常把大便弄到床上，我给他递过尿壶。

所以他总是在清醒的时候，看着我。嘴里却喊着：妹妹啊，我没办法啊！

不知道他到底是清醒着还是依然糊涂。

老头在母亲还没醒来的一天早上，撒手走了，他的儿子过来将给他买的水床收走。

我看着一个本来已经不太鲜活的生命，快速走向了终点。

不由的更加害怕，怕母亲会醒不过来，我每天都在祈祷母亲一定要醒过来。

甚至在手机上下了个菩萨拜，每天在夜里，悄悄的在病房角落，跪下来磕头。

不知道是不是我感动了上天，母亲在第14天里，醒来了。

那天上午，我和姐姐在家洗衣服做饭，父亲在电话里平静的告诉我们。

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了，也可能他坚信母亲会醒来。

但是母亲偏瘫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医生说出血点压迫了运动和语言神经。

母亲醒来后，没有发脾气，没有烦躁。好像出血点还压迫了她的个性。

15天没有进食，靠牛奶营养针维持，加之

长时间卧床，插导尿管。

母亲开始便秘，很多大便过硬，堵在肛门无法排除。

一个年轻的医生带着手套，用手指帮助了母亲。

这项工作，后来我们在家持续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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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醒来后半个月，坚持要出院，医生建议我们紧跟着做康复，效果会好一些，但是我们拗不过母亲。

回家后，听到很多关于我们家里的传言，说母亲不行了，父亲回家早就收好了屋子等等。

这样的话出自我的亲舅妈，许多年，我对舅妈没有好脸色，我讨厌她。

出院后是漫长的康复路，这中间的心酸和艰辛，是时间都无法疗愈的。

今天已经是母亲生病的第10年了。

她说话清楚了许多，可以不拄拐走路，能自己上厕所，穿衣服。

这些年，父亲付出了许多。

我感觉很幸运，母亲还在，每次回家，她都会站在门口等着。

这就够了，有妈就有家。

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出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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