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阅读是高于写作的文学行为；在那些伟大的作品面前，阅读意味着你得在布满陷阱的文字迷宫里踌躇前进，意味着你得调动自己所有的积极，去发现作者所回避的解释。因此我觉得文学批评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以个人的感知和见识去告诉读者一部作品表达了什么，是多么荒谬的事。
没有一个人可以清晰的解释另一个人，但并不妨碍一个人用自己的观点谈一谈对另一个人片面的看法。没有价值判断上的无远弗届，没有结论和解释，仅仅是两个人散步时随口讲些风轻云淡无关痛痒的话，仅此而已。
坦白来说，我并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愿望；当约翰逊博士说：清除你头脑里虚伪的套话。当哈兹利特被伍尔夫认为是那种罕见的批评家，甚至赞誉他思考得那么多，可以省掉阅读。当托马斯·德·昆西在忧郁和毒品造就的狂热梦境中告诉人们：“知识的文学”和“力量的文学”。当布鲁姆漫不经心的指导人们如何读，为什么读。我只好说文学批评是另一种创作。
只好借助学院派的说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对具体文本进行艺术的再度重构，就是在既定的话语之中延伸它的审美内涵，拓展它的审美空间，使人们在这种二次创作中领悟到作品中隐秘的美学和意义。
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相信以理论储备做为基础的庖丁们以猜测的口吻来解读游艺闪耀的内心呈现物。
诚如学院派所说，要想真正的实现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二度创造，必然离不开批评主体在艺术智性上的全面投入。这是一个涉及批评家艺术素养的关键问题。艺术感知力薄弱，自然无法完成与批评对象之间深层次的对话，也不可能获得令人心悦诚服的艺术重构。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如约翰逊博士，哈兹利特，托马斯·德·昆西，布鲁姆这样的佼佼者在对文学作品解读时无一例外是在进行精神层面的冒险。
好的批评家（我更愿意称之为解读者），应该是一个拓荒者，面对灵魂的荆棘丛时先于读者进入其中，然后把他看见的某个片面告知读者。对于解读游艺闪耀的内心来说，受神秘主义熏陶的东方理论家较之西方的庖丁们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十分令人欢喜。陆机在《文赋》中写道：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圆满的描述是很艰难的事。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做过类似的论述。这种即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即有独到的分析与阐释，又有楚楚动人的话语形式的读后感式的文学理论小品文更符合我对于文学解读的理解。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乐于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旅游观光，在文字背后发现隐藏着的使人着迷的东西。在阅读走向不可接近的状态时，发现后面出现一个神奇的空间……然后我们独自返回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没有发现它们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