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尼采之哲学风格和思想

不得不承认，尼采的哲学它就像一首美丽的诗。

或许，这就是诗，而不是哲学。

而且，我们知道，这首诗并非十全十美，它有时也荒谬至极;我们知道，在努力说服自己、修正自己的道路上，尼采走得有点儿过了头。

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备受煎熬的尼采。

我们爱他，即使在我们质疑他的时候。

曾几何时，我们终日疲于伤感、妄想，忍受着质疑与拒绝的痛感。

随后，尼采像一支强心剂，来到我们的身边，就像拥挤不堪的教堂内冗长的仪式结束、人们散去以后那宽敞的空间和清新的空气。

“谁懂得体会我那文字的气息，谁便知道，那是高贵的气息、令人神清气爽的气息。一个人必须适应这种气息,否则，他会窒息而死。”

千万不要将这瓶麻醉剂误以为是哺育婴儿的乳汁。

看啊，这是怎样的风格!

“终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迄今为止用德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任何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哪怕他竭尽全力,也被我们远远甩在后头。”

实际情况大致也确实如此。

“我的风格会跳舞。”他说。

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把长矛，他的语言流畅、紧凑，充满活力——这是剑客的风格，迅速而出色，令常人目不暇接。

但如果我们反复研读他的作品，便能发现，他的出色源于一种夸张的手法、一种有趣但终究有点儿神经质的自负、一种极为敏捷的对一切公认理念的颠覆和对一切品德的嘲讽以及对一切罪恶的赞美。

我们会发现，尼采就像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喜欢骇人听闻，并乐于其中。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对道德毫无偏好，他便很容易在尼采的文字中寻得乐趣。

这些教条式的断言、这些未经修饰的泛论、这些预言式的重复、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语与他人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自相矛盾——这一切展示了一个失去平衡、在癫狂边缘徘徊的头脑。

最终，尼采的出色令我们精疲力竭，他的出色像鞭打肉体的噼啪声、对话中高分贝的强音。

在他那强有力的话语中，有一种条顿人的狂暴:在他的文字中,丝毫看不到作为艺术第一原则的那种克制，丝毫没有尼采钦羡的那种法国人的平衡、和谐以及争论时的文雅。

尽管如此，尼采的文字风格依然是强大的，他的激情与不厌其烦的重复征服了我们，他无意证明什么，他在宣告，他在启示，他凭着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逻辑，赢得了我们的心。

他献给我们的不只是哲学，不只是诗篇，而是新的信仰、新的希望、新的宗教。

从尼采的风格和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儿。

他追问道:“哲学家都是如何要求自己的?使自身超越时代，使自己化为‘永恒’。”对这一理想,尼采肃然起敬,但他的敬意更多地表现为破旧立新，而非循规蹈矩;尼采曾经受过时代精神的洗礼，并沉浸其中。

他不知道康德的主观主义——正如叔本华所直言，“世界是我的意志”——如何演变成了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绝对自我”又如何变为施蒂纳的不平衡的个人主义,直到超人的非道德主义。

因此，尼采的超人不单单是叔本华心中的“天才”、卡莱尔心中的“英雄”以及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他有点儿像席勒的卡尔·摩尔“和歌德的葛兹。

其实,尼采从年轻的歌德那里得到的远不止"超人”(0ebermensch)一词，尽管他对歌德后来那奥林匹亚神般的平静抱以嘲讽、妒忌，尼采的语言充满了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温柔与感性，”我受苦”出现的频率与海涅的“我死”不相上下。

他自称为“一个神秘的、酒神女祭司般疯狂的灵魂”，把《悲剧的诞生》称为“一位浪漫主义者的自白”。

他给布兰代斯的信中写道:“恐怕我身上有着太多的音乐家气质,以至于我不得不成为一位浪漫主义者”，“当作家的作品开始说话时，作家就必须闭上嘴巴了”。

但尼采从不隐藏自己,在他作品的每一页中,他都以第一人称出现。

他颂扬本能、反对三思;颂扬个体，反对社会，颂扬“酒神”精神，反对“日神”精神(即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反抗)，因此成为时代的背叛者——这是铁的事实。

尼采之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正如瓦格纳之于他那个时代的音乐——他们将浪漫主义潮流推向最高，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两座高峰。

尼采大力颂扬从一切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叔本华的“意志”和“天才”，正如瓦格纳颂扬那粉碎了《悲怆奏鸣曲》《第五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等古典主义枷锁的激情。

因而，尼采是卢梭谱系中的最后一位伟大子孙。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看看与尼采一起走过的路。

一路上，由于意见相左，我们常常禁不住想打断他，此刻，虽然已不起任何作用，我们仍然可以坦陈我们的意见。

晚年的尼采还不算糊涂，意识到自己的荒谬如何促成了《悲剧的诞生》的独创性。

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等学者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嗤之以鼻，并将它扫出语言学的殿堂。

尼采试图从埃斯库罗斯推出瓦格纳，但他的努力只是一位年轻崇拜者在一位暴虐神祇面前的自我牺牲。

谁会认为宗教改革富有“酒神精神”，即狂热的、非道德的、嗜酒的狂欢?又有谁会认为，文艺复兴正好相反，宁静、克制、温和，富有“日神精神”?谁会怀疑,“苏格拉底文化的本质是歌剧文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是一位瓦格纳崇拜者对逻辑思维的藐视:酒神崇拜，是一位不离板凳的人对行动者的崇拜(对拿破仑的神化也是如此)，是一位害羞的单身汉对男人的酗酒和性欲深藏不露的嫉妒和羡慕。

或许，尼采把前苏格拉底时代看作希腊的黄金时代并没有错。

因为毫无疑问，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伯里克利文化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都是一次重创。

然而，如果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只看到他的激烈言辞(好像尼采的主要作用并不在此)，而忽略他对社会的拯救，那真是荒谬;苏格拉底身处的社会就像一片废墟，相比哲学，造成社会崩溃的原因更在于接连不断的战争、生活的腐化、道德的败坏。

唯有精于悖论的教授才会将赫拉克利特那晦涩且教条的只言片语置于柏拉图那成熟的智慧和艺术之上。

尼采指责柏拉图,就像指责他所有的“债主”一样——在债务人眼里,债权人永远成不了英雄。

然而，如果没有塞拉西马柯和卡里克利斯的伦理学、苏格拉底式的柏拉图政治学，尼采的哲学还有什么?

尽管尽管用尽了他的语言学知识，尼采从来不曾真正吃透希腊精神，他从来不曾学到，中庸和认识自己(正如阿波罗神谕的铭文和伟大的哲人所告诫的)是用来防范——而不是扑灭——激情与欲望的火焰的,日神阿波罗必须约束酒神狄俄尼索斯。

而一些人把尼采说成是一个异教徒，事实并非如此;尼采既不是伯里克利那样的希腊异教徒，也不是歌德那样的德国异教徒，他们因善于平衡与自制而变得强大，而尼采身上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平衡与自制。

“我要把一切修养的前提——宁静，归还给人类。”尼采写道。

但是,一个人如何给予别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呢?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受到的批评最少，一部分原因是它晦涩难懂，另一部分原因是它那毋庸置疑的价值使种种吹毛求疵自惭形秽。

崇尚“日神精神”的斯宾塞和崇尚“酒神精神”的尼采有着共同的永恒轮回思想，但在人们看来，永恒轮回就像一个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家为了使人们相信来生，在最后关头所作的荒诞离奇的努力。

在尼采身上，每一位评论家都能看到这样的悖论;他一方面大胆宣扬自我主义(查拉图斯特拉宣称，“自我就是一切、神圣不可亵渎，自私应该得到祝福”这显然与施蒂纳相呼应)，另一方面又为了迎接超人，服务于超人，呼吁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

但是，读了这样的哲学，谁会把自己划归仆人而不是超人之列呢?

至于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中所勾勒的伦理体系，那完全是一种夸张，尽管读来令人振奋。

我们都承认，告诫人们要更加勇敢、要更为严格地要求自己是必要的——几乎所有的伦理学家都如此告诫人们:但是，告诫人们要更加残忍、“更加邪恶”就并非正当之举了*这难道不是尼采的过分之处吗?

此外，时代不需要他不停地抱怨说，道德是弱者用来限制强者的武器。

因此，强者们并未因此而对尼采产生好感，相反，他们相当狡猾地利用了他的观点:大多数道德准则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民众通过模仿德高望重者而表达自己的赞美和指责。

此外，我们应该不时地嘲弄一下谦卑,这也没错,正如我们的“白发好诗人”所云,“我们已经低头容忍够久了”，但是，我们在当代人身上实在看不到太多的谦卑。

尼采缺乏的，正是那种他本人极力赞美的历史感——他认为历史感对哲学极其重要——不然，他早就会认识到，有关人心温顺谦卑的说教对那帮残暴、好战的野蛮人来说，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解毒良药，而这帮野蛮人在公元头一千年里几乎毁灭了那个他获得滋养、寻求庇护的文化。

这种对权力和运动狂野的推崇,不正反映了时代的狂热与混乱吗?所谓普遍的“权力意志”也无法说明印度人的宁静、中国人的镇定以及中世纪时农民对循规蹈矩的满足。

权力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偶像,但大多数人宁愿安定、和平。

总的来说，正如每一位现代的我们，每一个读尼采的人所发现的，尼采并未认识到社会本能的地位和价值，他认为自我与个体的冲动需要通过哲学进一步强化。

其实，想必大家一定想知道，当整个欧洲陷入各国为一己之利而挖掘的战争泥潭时，当它日渐忘记那些文化习惯和风俗时，尼采的眼睛正望向哪里?这些风俗习惯正是尼采所赞赏的啊!

而且这些风俗习惯的存在需要依赖于合作、礼节和自制。

基督教的核心作用便是通过灌输温文尔雅的极端理想形象来约束人类那天生的野性，而思想家如果担心人类已经堕落、丧失了自我、满口基督教伦理道德，他只需看看身边，便会感到安慰与放心。

尼采因疾病与焦躁而变得孤独，他被迫卷入那场反抗人类怠惰和庸俗的战争。

于是，他认为。一切伟大的美德都是孤独者的美德。

他从反对权本华关于个体淹没于物种之中的观点出发，提出个体应该获得不均衡的解放，摆脱社会控制的束缚。

爱情受挫以后，他开始猛烈攻击女性，这完全不符合他哲学家的身份;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也令人感觉相当别扭。

失去双亲与朋友的尼采从来不知道，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友谊，而不是统治与战争。

他的人生不够长久，或者说不够宽广，他那些片面的真理也因此没有成熟为智慧。

或许，再给尼采几年生命，他便能够将自己混乱刺耳的思想整理为协调悦耳的哲学之音。

尼采在谈论耶稣时曾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其实更为真实:“他走得太早,他本应收回自己的学说，如果能够活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年龄，“如果收回自己的学说，他就足够高贵”。

但是，死神却另有安排。

也许，尼采的政治思想比他的道德思想更为高明。

贵族制是最理想的政体，对此，谁会反对?“哦，慈悲的上天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适合的人，一个最聪明、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我们会找到他，立他为我们的国王，这样，真的什么都好了……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找到他?慈悲的上天难道不肯教给我们找到他的方法吗?我们真的万分需要他!”

但是,到底谁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只出现在特定的家族里吗?我们因此而必须实行贵族世袭制吗?然而，我们不是有过世袭制吗?它带来的是什么?争权夺利的朋党派系、整个阶级的不负责任以及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

贵族因与中产阶级的通婚而多次遭到毁灭，但或许，它同时也因与中产阶级通婚而获得拯救;试问，除此之外，英国的贵族制又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呢?

近亲结婚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显而易见，这些问题错综复杂，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思考。

而对这些问题，尼采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与反对。

世袭贵族不喜欢世界统一，他们偏爱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无论他们表现得拥有多么宽广的世界主义情怀，一旦放弃了民族主义，他们便会失去权力的主要源泉——对外交关系的控制。

此外，正如尼采认为的那样，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对文化或许也是毫无裨益的:人民群众的团体一庞大，其前进的脚步便会减慢。

而且，与一心想要统一扩张的帝国时代相比，如果德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各个朝廷为了赞助艺术而相互竞争，德国对文化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器重歌德、拯救瓦格纳的不可能只有一个皇帝。

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全盛时期是那些贵族世袭的时代，其实，这是一个谬见。

相反，正是由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资助，人类文化如繁花般盛开的伯里克利时代，美第奇家族时代、伊丽莎白时代，浪漫主义时代才会诞生。

此外，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创作均非出自贵族家庭成员之手，而是来自中产阶级后裔——比如，接生婆的儿子苏格拉底、律师的儿子伏尔泰、屠夫的儿子莎士比亚。

时代的激荡刺激着文化创造，在这样的年代里，一个充满活力的全新阶层正在朝着权力和自豪迈进。

在政治领域也如此:如果把没有贵族血统的天才排除在政治之外，那真叫自掘坟墓。

因此，更好的原则便是——“事业向天才敞开”，无论出身何处:天才总在最不寻常的地方降临人间。

让所有的出类拔萃者统治我们吧!

唯有当贵族成为一个变动的团体，当贵族掌握特权不是因为他的出生，而是因为他的能力时，这个贵族制才算好的——贵族成员应通过人人机会均等的开放式民主不断筛选与培养产生。

经过这一番演绎(如果的确必不可少)，最后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足以让批评家们不爽。

尼采遭到每一个追求社会地位者的驳斥，但是，他依然屹立不倒，他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德国散文的一个巅峰。

无疑，当他预测未来人们会将历史分为“尼采前”与“尼采后”时，他对自己的夸张感到些许心虚，但是，他确实成功地对几百年来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体制和理念进行了有益的批判性审查。

至今，人们还认为，尼采打开了希腊戏剧以及哲学的新视野，他向世界揭示了瓦格纳音乐中浪漫主义堕落的萌芽，他凭着手术刀般锋利——或者说虽给人带来痛苦但有益健康的敏感与微妙，对人性进行了剖析:他揭露了伦理道德中一些藏而不露的根须,现代思想家中还从没人能做到这些；“他创造了一种迄今为止在道德王国——贵族中还不为人所知的价值观”,他迫使人们诚实地思考达尔文学说的伦理学意义:他写出了十九世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诗，而最重要的是，他把人类看作人类必须超越的东西。

尼采的话带着嘲讽与真诚，他的思想就像一道纯洁的闪电、一阵强劲的狂风，穿越了现代人类心灵的乌云与蛛网。

同时也因为尼采的文字，欧洲哲学的空气干净了许多,清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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