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与时间为伴——创作长篇小说》（上）

译/彭少君

在这整整三十五年里，我姑且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活跃着。期间，我创作了许多形式、许多种类的小说。有些是不得不分为几册的长篇小说（比如《1Q84》），有些是收录于一本的长篇小说（比如《天黑以后》），也有些是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掌上小说）等等。以舰队作喻，就是网罗了战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等各种游舰（当然，我的小说并没有攻击的意图）。各种不同的游舰，有着各自不同的机能和作用，并且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被配置到相互配合补充的位置上。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到底要采用多长的篇幅呢，这要看当时的心情。并不遵循某种轮换顺序，或是依据某种规则，而是依顺当时的心境，自然而然地构建出一篇小说。诸如“是该写长篇小说了”、“又想写短篇小说了”，根据当时的心绪，顺应它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容器。每次做出选择的时候，我的内心都不会出现迷茫的情况。我可以果断地做出判断：“今天就写这个。”当迎来撰写短篇小说的时期，我就会集中精力创作短篇小说，而不再去留意其它事。

但是，我基本上，或者说是最终将自己看待为“长篇小说作家”。虽然我很喜欢写各种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里也能沉浸其中，而且也非常喜爱自己完成的作品，但是，长篇小说才是我的主战场，那里最明晰地存在着我作为作家的特质和特色之类的东西——或许是以某种最好的形式存在着（即便有些人并不这么想，我也无意去加以反驳）。我原本就具有长跑选手的体质，所以如果要顺利地将各种东西综合地、立体地建构起来，就需要消耗一定量的时间和距离。如果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以飞机作喻，就必须要滑行一段长长的距离。

短篇小说就是，能够捕捉到长篇小说无法精准捕获到的细节的、能拐小弯的机敏交通工具。在那里，无论是文章还是构思，都能够毫不犹豫地进行各种实验，也可以采用只有短篇的形式才能处理的素材。就如同细网捕捞起轻薄的倩影一般，我心中存在的各种侧面，也能够原原本本地被形象化（如果进行地顺利）。完成短篇小说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如果有了创作的欲望，即便不做准备，也能一气呵成地在数日里完成。有的时候，我就是非常需要这种轻装上阵、畅通无阻的形式。但是——对于我而言，这些话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中，并不存在那种因为我喜欢就能让我全力投入的空间。

或许对于我而言，在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小说的时候，换言之在编织“具有改变自我的可能性的综合性物语”的时候，没有限制、能够自由驾驭的广阔空间是必需的。首先要确保这种空间能够得到，另外，要确认自己的体内是否贮存着填满这种空间的能量，然后完全打开水龙头，开始费时的工作。那时所感受到的充实感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的特殊心境。

这样想来，对于我而言，长篇小说就是生命线，说得极端点，我想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就是为了写长篇小说，而构筑的重要的练习场和有效的踏板。就如同虽然会在一万米和五千米的长跑竞赛中留下参赛记录，但是重心还是放在马拉松上的长跑选手一般。

因此这一回，我想谈谈创作长篇小说的心得体会。其实，也就是想以创作长篇小说为例，具体地讲一讲我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写小说的。当然，虽然都是长篇小说，但是就好像每一部的内容都各有差异一般，创作的方法、创作的场合以及需要的时间也是迥然不同。然而，基本的顺序和准则——到底是我自己的印象——大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项工作对于我而言，可以称之为“通常营业行为=照常营业”。这种固定的模式促进着我，让我的生活与工作的循环得到稳定，才使得首次创作长篇小说变得可能——有这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创作长篇小说是一项需要非比寻常的精力的长期作业，所以首先必须要具有健康的体魄。如果体质柔弱，恐怕会在途中体力不支。

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我首先（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讲）将桌子上的东西收拾整洁。做出“除了写小说，其它的都不写”的态势。如果那个时候在写连载随笔，那么也会暂时停止。临时增加的工作，如果无特殊情况一般是拒绝接受的。我的性格就是如果要认认真真地做某一件事，那么其它的事都无暇顾及。虽然经常我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步调同时进行没有截稿日期的翻译工作，但是与其说这是为了生计，倒不如说是为了转换心情。因为翻译基本上是一项技术活，所以它和写小说时使用的大脑部位是不同的。因此，不会成为创作小说的负担。如同进行肌肉锻炼一般，如果同时进行翻译，对于保持大脑的平衡，毋宁说是大有益处的。

“你说得倒是轻松，但是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接受一些琐碎的工作啊”或许有些同业者会这么说。那么在创作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到底怎么样生活才好呢。在这里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采取的系统方式。如果可以的话，能够从出版社拿到预付金是最好的，但是在日本并没有这种预付金制度，甚至连写长篇小说时的生活费都得不到。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从我的书还卖得较差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为了赚取生活费，日常我也会干一些与文字完全没关系的工作（类似于体力工作）。但是，在这期间原则上我不接受创作之类的工作邀请。除了作家生涯初期的少数特例外（当时，因为还没有确立自己的执笔风格，所以有几次试错过程），基本上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都只专心写小说。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多数时间都是在海外创作长篇小说，因为如果在日本创作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杂事（或者是杂音）蜂拥而至。身在海外，不用考虑闲杂的事，可以专心致志地创作。特别是对于我，在开始创作的初期——将适应于创作长篇小说的生活模式固定下来的关键时期——还是离开日本为宜。我最初离开日本是在八十年代后期，那时候也确实有过迷茫。“这样做，真的可以顺利地生存下去吗？”之类的不安也是有的。虽然我这个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但是像这样背水一战，或者说是自断后路，确实需要狠下决心。与出版社约定好写旅行随笔，虽说勉强但得到了出版社的预付金（之后集结成《遥远的太鼓》一书），不过基本上还是不得不依靠之前的存款维持生计。

下定决心去追求全新的可能性，对于我而言，也结出了甜美的果实。旅居欧洲时创作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偶然（预想之外）热卖，让我的生活安定下来，并且可以设定自己能够长期创作小说的个人系统。某种意义上说，我想这确实是幸运降临。但是，这样说或许会显得傲慢：那样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幸运。其中也蕴藉着我个人的决心和开拓精神。

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四百字的原稿纸原则上一天我要写十页。如果用我的iMac的屏幕估算，大概就是两个半屏幕的字量，不过我习惯上用四百字的原稿纸计算。即便想要多写，也会在写够十页的时候停止。如果今天想要少写一页，也会加把劲写足十页。这样做是因为要长期坚持一项工作，保持规则性是非常重要的。能写的时候就乘势多写，不能写的时候就停笔休息，这样是无法产生规则性的。因此我就像打考勤卡一般，一天恰好写十页。

或许有人会说：那可不是艺术家该有的行为，那样做和工场作业有什么区别。是啊，或许那确实不是艺术家该有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小说家就一定要艺术家的行为准则做事呢？这种行为准则到底又是由谁决定的呢？谁都没有对其做出规定。所以，我们只需要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去写小说就好。一想到“不做艺术家也行”，我的心情就会轻松很多。小说家这种人，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首先是个自由人。对于我而言，自由人的定义就是在喜欢的时候，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成为艺术家后，要留意世人的目光，还要穿上令人拘束的礼服，比起这样，我宁愿做一个极其普通的自由人。

作家伊莎·丹尼森【1】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希望，没有绝望，只是每天一点一点地写作。”和她一样，我每天会写十页的文稿。极其淡泊、极其淑雅。“没有希望，没有绝望”这句话真是说得妙不可言。清晨早起热好咖啡，趴在桌子上写四、五个小时。如果一天写十页，那么一个月就能写三百页。如此计算，半年可以写一千八百页。举个具体的例子，《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的第一稿有一千八百页。这部小说主要是在夏威夷的考艾岛北岸上写成的。这里人烟稀少，而且经常下雨，所以工作反而能够顺利进行。我从四月初开始写，到十月写完。

职业棒球的开幕战举行时我开始写，到日本联赛开始时我已经写完，所以我对此记忆犹新。那一年在野村教练的带领下，养乐多燕子队获得了冠军。我常年是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所以养乐多燕子队获得冠军，我又完成了小说，我记得当时自己真是喜悦不已。因为我一直身在考艾岛，常规联赛的时候没能去明治神宫球场看比赛觉得十分遗憾。

不过执笔写小说与棒球不同，一旦写完又要开始别的征战（比赛）。不过让我说，从这开始才真正要消耗时间，但其中也隐藏着诱人的部分。

第一稿写完后，我稍稍休息了一段时间（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休息了大约一周左右），然后开始第一次的修改。我的情况，一般是从头开始进行全书的修改。这种修改经常是一种大范围的、全局性的修改。不管多长篇幅的小说，不管具有多么复杂结构的小说，最初我都不会制定计划，也在不清楚故事展开和最终结果的情况下，漫无目的地、任凭思绪地以一种即兴的方式推进着故事。这种写法非常有趣。但是这样写，最终会出现许多矛盾的地方、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有时登场人物的设定和性格，中途会突然发生改变。有时时间设定会发生差错。所以必须一个一个地将这些出错的地方进行修改，并整合成一个条理顺畅的故事。有时会消减很多内容，有时会增加一些内容，有时还会这里那里地添加一些新的情节。

在写《发条鸟行状录》的时候，做出“这个部分与整体不相称”的判断，然后将几章的内容完全删除。之后，在这些删除的内容的基础上，重新写出别的小说（《国境之南，太阳以西》）之类的事情也是发生过的。这个例子或许有些极端，大多数情况下被删除的部分就永远消失了。

（未完待续）

【1】伊莎·丹尼森：丹麦著名的现代作家，但主要以英语写作再译为母语。成名作《七个奇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