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可能是因为《二舅》视频的制作者非常高明，对“二舅”在困境中的“活法”进行了艺术加工，并加入了一些虚构的素材，但又不明说，让人感觉是在看一部真实的生活记录片，起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效果，激发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困境效应”：每一个人都会有“困境”的时候，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面对“困境”，怎么办？

面对“困境”，“二舅”的活法（虽然经过加工和有虚构成分）是其中的一种活法，但不是惟一的。有些人会更加进取，更加下定决心，更加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的活法会更精采。有些人也会选择沉沦或虚无、玩世不恭，但如果他并没有伤及到他人，也值得同情和尊重。

今天，在大学同学群谈起“二舅”，有同学说：“彪仔的外公的故事才感人哦”！同学的话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的同学的同事写的一篇文章《忆外公》，文章讲述了我的同学的外公的故事，确实，我的同学的外公的故事，比“二舅”更真实、更接地气、更感人。

          《忆外公》

无意煽情，却总在不经意泪崩……

——以下故事，来自集团公司的同事。

我出生在广东肇庆封开县。1966年开始，母亲就常常送我到乡下的外公家。外婆生有三个女儿，母亲是长女。在我们那里，我这个长孙地位是很高的，加上两个姨妈生的都是女儿，所以，我在外公家深受宠爱。

虽然已经过了50年，我仍然能记得外公黑瘦的脸庞和叫我小名时的样子——满眼的爱，那是一种时刻想把我抱在怀里的喜爱感。那时候，外公有一顶在战争时期无意中得到的一顶越南军帽（塑料的头盔），平日里，外公保管得很好，每到赶集时，外公就会给我戴上那顶帽子，然后将我放在肩上，一手扶着我一条腿，遇到乡里熟人，总是咧着嘴，很大声地说，“我带我乖孙去赶集……”

在我6、7岁的时候，外公就时常跟我说，“你是男子汉，一定要坚强，要能吃苦，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外公的家里，除了他跟我，其他都是女性，因此，什么苦活累活，外公都会带着我一起干。现在想想，他是在有意地培养我吃苦耐劳的精神。

1973年，母亲去世后，外公把我接到乡下跟他一起生活。那时，我刚刚10岁，但身高已经是半大小伙子了。外公不论是上山砍柴，还是下田干活，或者是捕鱼捞虾，都会带上我。在那个没有游戏，没有玩具的童年，跟外公一起劳作，就成了我唯一的活动。

那时，院子里有一棵柚子树，每年都能结一百多颗柚子。每到中秋节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到柚子树上摘柚子。1974年春天，割“尾巴”的工作组人员来到了外公家的院子，执意要砍掉那棵柚子树。正端着碗吃饭的我，放下碗筷就噌噌噌地窜上了柚子树……外公站在树下，看着我，无奈地说，“你又能坚持多久？”在他低头的一刻，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我的泪也就出来了，说，“我不管，反正就是不能砍……”

没过多久，我就在树上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我在外公的怀里，那棵树已经倒在一边，翠绿的树叶遍地都是。我嚎啕大哭起来，外公抱着我，说，“这树也老了，等过了年，我们再栽新的……”

这是外公唯一骗我的话，40年过去了，那个院子里，再也没有柚子树。可是，那天午后外公一低头泪光闪闪的场景却根深蒂固地深藏在我的记忆里，再也挥之不去。

1974年底，割“尾巴”的活动结束了，但那棵几十年的老柚子树再也回不来了。外公为了养家，就主动找到上级领导，修一条船，揽下过江的活计。那是西江的一条支流，有500米宽，船费是每人每次5分钱。周末和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到船上帮外公收钱。

因为渡口离外公家还有5公里的路程，在摆渡的那些年，外公是在船上渡过的。我陪外公一起摆渡的日子里，正好是74年底。冬天的船上是很冷的，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晚上，外公把我的双手拿在手里搓搓，然后夹在他的大腿中间，并且使劲地并拢双腿，还会问我，“暖和不？”那场景，已经过去40多年，每每想起都让我泪流满面，这世上，再也没有人会那样心疼我。

晚上，外公给我讲他的故事。外公是外乡人，因为战争逃亡到现在的居住地。在战争爆发前，外公的家境很好。他还悄悄告诉我，他有一套上等的烟具让他埋在城北的一片竹子林里了，等以后有时间，要去把它挖回来。“抽大烟用的，上等的，值不少钱。”外公给我说这个的时候，眼晴里神采飞扬，对过去，充满了怀想。

那时候，日子虽然很贫穷，但外公家的餐桌上永远都会有肉。“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照顾好家庭，要让家人有肉吃。”这是外公对我最简单的训诫，也是唯一的。

13岁，我离开外公家到县城读书，从此和外公的接触就少了很多。

在我考上广州的暨南大学之后，和外公的见面就更少了。大二那年暑假，我去看外公，他的头发更白了，他对我说，“你答应过我的，要跟我一起去挖那套烟具的，对了，还有一包烟土。”看着65岁的外公眼里像孩子一样的神情，我扛上铁锹，就跟外公出发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外公说的竹子林，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那片竹子林早已经面目皆非了。转了一大圈之后，外公指着一棵最大的竹子说，“没错，就是这里。”

然后，我们爷孙俩忙了一个上午，挖出一片方园4平米，深近两米的大坑，也没有找到外公所说的烟具。丢下铁锹的那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但外公失落的表情让我突然也难过起来。

“走吧，外公，等我工作了，给你买更好的！”这是我给外公唯一的一次承诺。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实现。

大三寒假，再看到外公的时候，他正艰难地用左脚和左手卷烟（那时候，乡下人抽烟多数是用草纸卷烟草），我这才知道，外公因为长年摆渡，右半身过度劳累，两个月前出现偏瘫，右半身都不能动了。看到外公那个样子，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想起小时候，我坐在他肩上，两条小腿夹着他脖子，双手捏着他耳朵的场景，泪水就溢了出来。正当我愣在那里的时候，外公又将一盒火柴踩着左脚边，然后侧过身子，用左手里的火柴在火柴盒上狠狠地划了一下，然后赶紧将火柴凑到嘴边的烟卷上……

我终于不可自制地大哭起来，外公安慰我说，“莫哭，莫哭，我这不好好的吗？还能抽烟就没啥事……”

回到广州之后，我无意中在一个小商店看到打火机，眼前瞬间浮现出外公艰难擦火柴的场景，赶紧买了一只，准备回去的时候带给外公。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今天已是双鬓斑白了，一说到外公，我感到自己还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些一菜一蔬的平凡日子，培育了深厚的爷孙情。也许，最动人的就是那些细微的日常。

这些年我背井离乡，也经历了无数的世态炎凉，总会想起外公的乐观，咬咬牙，总能有力前行。

外公也总会在某个梦里对我说，“彪仔，给家人买肉吃没？”从梦中惊醒时，我总是泪流满面。

可是，我们都再也回不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