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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3章
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吸收，才能从历史经验中有所领悟，否则历史经验就无法获得形成同一性的力量。
哈贝马斯是从技术批判和劳动社会学的视角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讨论了标准化生产和补偿性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
在研究所里，阿多诺是与哈贝马斯关系最近的人，他在阿多诺那里寻求“支撑”，并得到了他的支撑。哈贝马斯说，他“是我平生真正喜欢，且在某种程度上热爱的第一个人，在他身上，我见识了作为学者无偏无党、收放自如的坚定的艺术立场，以及生活方式的完美的不协调”。
尽管哈贝马斯不仅对阿多诺，而且对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整个法兰克福圈子，都有一种同声相求的亲近感，但他还是察觉到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群体所特有的圈子文化和僵化刻板的东西，即必须认可的“研究所文化”
虽然有些保留和顾虑，但社会研究所的新职位还是吸引了哈贝马斯，主要是因为作为哲学家，他在这个职位上能够而且必须更多转向还相对较年轻的社会学学科，从而有机会拓宽学术视野。在这里不仅要研究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概念，而且还涉及他过去完全不熟悉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就此而言，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工作是一个学习过程。
哈贝马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有两个重点：一是马克思在哲学史学框架中阐述的革命理论；二是物化理论，主要是《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n ）所阐述的物化理论。哈贝马斯愿意利用这次机会，在一本有名望的、读者有哲学背景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所以接受了伽达默尔的撰稿邀约。
如何能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代问题，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经典“博物馆化”？首先，和这个时期的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明确反对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他探究了如何合乎时代精神地思考异化现象这一问题。他的答案是，不要像海德格尔那样，将异化看作“一次形而上学事故的密码”（ Chiffre eines metaphysischen Unfalls ），而要视之为“实际存在的贫困化状况的标志”。
尽管生产力进步了，但压迫性的技术统治阻碍了历史上可能的自由形式的出现，这对了解哈贝马斯自身的哲学定位具有启发意义。
当哈贝马斯的赴美之旅于 1965 年成行时，昔日的成见似乎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了。霍克海默更是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高调称赞哈贝马斯是“德国最有前途的知识分子之一”。
使我们区别于自然的，是……我们据其本质能了解的唯一东西：语言。凭借语言结构而确定了我们的成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