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慕名去看了《我是药神》，百感交集，似乎有什么要说的，但由于言语的贫乏又不能表达真实想法的十分之一二，思考了许久，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只在讲药神，更是在讲理想与现实的妥协。其中给我感触良多的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小黄毛
一个是勇哥
一个是理想
一个是现实
一个是纯真的理想
一个是妥协的现实
药神中的勇哥不是一个在初始就伟大化的角色，这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举止前后差异很大，但我们似乎很能接受他态度的巨大改变，并对他每一次的行为选择都表示释怀，这种看似矛盾却并不生硬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社会学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攀关系的社会，以自己为中心，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的“眼”，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再来看勇哥行为，似乎可以解释的通了。他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从自己出发，和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勇哥开始偷运药是为了钱，为了病重的父亲和入不敷出的家庭，所以他铤而走险试图把印度到中国的偷运路当作自己的发财路，并将成本500元的药定价5000元，事实证明他成功了，而且是大大的成功。
后来勇哥决定中止买药，将专卖权给张长林则是为了安全。他通过抗癌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于是开始思考个人和家庭的安全，虽然期间也因为张长林卖假药的历史也犹豫过几次，但当警察找上门来，心中的天平还是倒向了家庭。因为毕竟家庭是自己最亲密的对象，一起奋斗的朋友只能在家庭之外，那些通过买卖关系接触的病友更是排在朋友之外。因此他可以让朋友失望，可以让病友怨恨，却极力保全自己的家庭。
再后来，勇哥的行为出现了看似突兀的转折——重新卖药。我个人认为他重新启动卖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的赎罪感，其中穿插的是他的个人感性与理性的交锋，感情与理智的博弈。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初和他一起奋战过的人一个个死去，生活一个比一个落魄，达到了他生而为人的内疚感的临界点，所以他爆发了，即使贴钱也要将药成功地送到病友受伤，他在赎罪。当内疚感产生时，他是如何将其落实为具体行动的呢？
一是现实因素的加持。曾经一无所有的他当了工厂大老板，月入几十万，脱胎换骨，见识和享受到了有钱人的美好生活，对财富的执着不再那么深，对贫穷本身和贫穷中的人也不再那么畏惧 ，甚至可能在与各种商业人接触中，怀念起了当初贫穷小伙伴的赤子之心。这种改变还是基于他自己自身的际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差异，由此引导的行为自然出现前后不一的转折。
二是家庭因素的推动。最重要的子嗣被送往国外，被赋予传宗接代的义务得以延续，由此中国人最看重的家庭与宗族问题被解决，他再无后顾之忧，因此在内疚感产生后可以孑然一身的忠实执行它。
其中电影设置了两个节点来加速他的转变，一个是与吕受益不美好的见面过程和他的自杀，另一个是黄毛在回家前夕悲催死去。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夸赞黄毛，这个角色我称之为理想的化身——
他勇敢，
为了不牵连家人很早就患病离乡，到大城市单打独斗；
他仗义，
贫穷时都愿意把抢来的药无偿分给病友；
他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
对生命，对他人，对盛会充满热爱与感激，从不自怜自哀，也从不抱怨不公。
“别看他是个病人，他的工作量是别人的两倍，工资只有一半。”这是勇哥在回应来检查的警官曹斌问题时的一句话。这种言语的侧面描写更加深了黄毛的角色张力：沉默而赤诚——
他没有因为患病把自己视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患者，而是尽力做到最好，遇到勇哥之前在养猪场自己养活自己，坚强又独立；
他遇到张长林卖假药，第一个上去踹人，为了素昧平生的广大病友，也因为反感非病者肆无忌惮、毫无底线的欺骗，勇敢而热血；
当勇哥抛弃他们，他十分愤怒却不怨恨，愤怒于给他们希望的人亲手捏碎希望，感激于勇哥层释放的微笑善意，哪怕他知道勇哥是为了钱；
当知晓勇哥只用500元卖药，他又默默回来帮他，甚至因为勇哥这样一个举动，推翻了勇哥是个“很差劲的人”的评价，原谅了他曾经的抛弃；
而最终警察来临时，他选择在警笛声中独自走向宣告死亡的列车，悲壮又绮丽。
他是生活中美好品质，尤其是在底层挣扎的人的美好品质的化身。贫穷的人因为贫穷就耗尽了心力，会逐渐被生活驱赶着走向自己也觉得厌恶的“恶”之路，这里的恶有大也有小，自怜自哀，不求上进就是自我的小恶；由此动机产生对他人、对社会产生毫无牵连的报复行为就是大恶。大多数人没有大恶，但小恶是普遍的，像他一样从始至终保持赤子之心的凤毛麟角，他就是一个。
黄毛身上寄予了对小人物最诚挚的期待，而勇哥则是理想妥协后的产物——
人可以自私，但要保持起码的良知；
人可以追求金钱，但至少在得到金钱后可以有所回馈
这是现实中可以成之为好人的人，也是最贴近人性的有血有肉的关于“药神”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