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中学那个年代，人们是贫穷的，不是个别人，整个社会都贫穷。穷到很难见到钱，穷到许多人衣裤上打着补丁，穷到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多余的衣服，老母猪去赶集——里外一身皮。至于小孩子，就更没得说了，每家都四五个，野孩子似地散养着，穿衣服都是小的捡大的穿小的，不过年见不到新衣服。偶尔有孩子穿一件新衣服，就会引来同学羡慕的眼神。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哎呀我的天，破鞋露脚尖，老师管我要学费，我说等两天。才两块五毛钱的学费，还得等两天，你说得多穷吧。
我们的学校叫红卫小学，后来改名为汤原镇第一小学。学校附近有两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农村大队，一个叫兴华社，一个叫兴胜社，这两个大队的孩子也在小学上学，他们比城里职工户孩子更贫穷。董加兴就是这些农村孩子中的一个，他的家在兴华大队，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他是老大。
董加兴小时候的样子老实而木纳，面有菜色，个子瘦小，明显营养不良。他经常会受欺负，那个贫穷的年代不乏校园霸凌和暴力，没有了富足与学习的秩序氛围，剩下的可不就是霸凌与暴力了。打人殴斗是家常便饭，原因是随机的，比方你看了谁一眼，可能就招致一顿揍。你瞅什么？霸凌者愤怒地质问（我至今都不明白霸凌者为什么不让瞅，可能瞅人代表着不屑、藐视，是对他们尊严的侵犯？不得而知）。此时你若低眉顺眼，可能就过去了，若表示不服，可能就招致挨打了。董加兴常受欺负，挨欺负不需要理由，他小时候大人忙着挣命，没人管他，胳膊被开水烫伤，留下了一片疤痕，后来那只可怜的胳膊又被摔成粉碎性骨折，也没认真去医院看看（看了也不一定顶用，医院也没正经大夫）就那么自然地恢复长上了，结果破碎的骨头就那么胡乱长在了一起，他的胳膊畸形了，不能弯曲，有人就给他取外号，这也成了他被欺负的理由，别人看不上就会骂你，更气了也会打你。而你只能忍着，忍到别人看不下眼了，抱不平喝斥那欺负他的人，这事才算过去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同学董加兴慢慢地成长起来了。他没有像其他农村同学那样辍学回家务农，也没有早早地结婚娶老婆，他坚持着在学校里混着。那个年代，上学最贴切的解释应该就是混，一个“混”字代表了无奈、无助，因为你除了去学校也没什么地方去，学生以学习为主嘛，但是也真学不着什么东西。想想吧，一篇就五个字的课文，竟然学了一个星期多，就这教学进度、质量，你还想学什么？于是我们的董加兴开始看课外书了，他在课堂上偷偷地看《阿Q正传》（鬼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那本书没人能看懂，他翻来覆去地看，据说看了二十多遍，可能把书中的文字都背下来了，但我相信他还是没看懂。不看懂也得看，不然你干什么啊？总比听老师瞎念经强一点吧。（原谅我这么评价老师，尽管也有一些好老师，可当时的教师队伍的确就是那样）
1974年，我们上中学了。中学的时光也是松散而随便的，我们更盼望参加夏锄劳动。就是夏锄季节，农村或者农场的地铲不过来了，发动学生去进行半个月的劳动，背着行李去农村农场，住在农家。那使我们很自由，还可以和女生亲密接触，因而大受欢迎。除此之外再让我们欢乐的就是运动会了，那是我们自己的奥运会，其庄严、神圣与欢乐的运动之美，永远印在了我们贫瘠的童年少年记忆中。
忽一天，开始考大学了，已经是1978年，粉碎了四人帮，开始经济建设了。老师成了香饽饽，真正有学识的老师受到吹捧，整天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学生，突然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热情被猛然点燃了，校园里学习空气空前高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的董加兴光鲜地登场了，这回不是以一个弱者和被欺负的人出现，而是以一位类似于今天学霸的身份出现了。你想想，他小学就能读《阿Q正传》，那水平能低吗？那脑袋瓜子能一般吗？董加兴的脑袋的确不一般，他的能耐不在文学上，他看《阿Q正传》，其实是瞎看，他的真正能耐在数学、化学和物理上。这可了不得了，学好数学理化走遍全天下嘛！董加兴的数理化能耐到什么程度呢？这样说吧，考试最高分是一百分吧？他考了一百二十分。为什么呢？老师在正常考试卷外又加了两道题，叫加试题。一般的人连卷内的题都做不完，董加兴却一股脑儿全做完了，还得了满分。这不是学霸又是什么？从此董加兴出名了，而那些靠着打人为生，别人看他一眼也要挨揍的人，则不知道逃遁到哪里去了。
1979年，那个难忘的夏季，我们高考了。董加兴考上了大学，虽然只是一所师范专科大学，但那是1979年，那是在一个小县城里，那个小县城当年成百上千的应届毕业生，只有十几个人考上大学，而那一年全国考上大学的也仅有28万人，如果按现在的考生比例计算，他们都可以称为博士了。
总而言之，事情就这样尘埃落定了，董加兴已经开始享受同学、老师和社会、家长的羡慕与嫉妒了。他引起了轰动，整个的村子都在谈论他，有女儿待嫁的都在考虑着把女儿嫁给他的可能性。在等待入学的惬意时光里，他妈妈准备了饭菜招待儿子的同学。少年狂！喝倒狼！杯餐狼藉，一片潦倒。劳累了一生的父母，看着儿子和同学们肆意地大呼小叫，挥洒着万丈豪情，内心倍感幸福骄傲。
大学的时光匆匆而过，风花雪月，风轻云淡，风卷残云，转眼飞逝而去，不留一点痕迹，不必细表。毕业后，董加兴分配到县城高级中学。他工作了，赚钱了，他当上了教师，因而也算是端上了铁饭碗，当了干部，父母是满意的。他自己并没有太满意，好像生活又回到了考大学前个人奋斗的时候。他原来那些同学，那些不怎么学习，不怎么聪明，不怎么有出息的同学们，转了一圈后又在县城里混得人模狗样了。有的当了银行职员，有的当了机关干部，而他只是一名老师，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他依然比不过那些好吹牛逼的同学们。他们的爹妈行，他们都是干部，手里有特权，可以走后门安排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的崽子更方便地在社会上吃喝玩乐，更阔气地牛逼哄哄。更要命的是董加兴还有五个弟弟妹妹，他们都以哥哥为骄傲，更以哥哥为依靠。简而言之，他得帮助父母抚养这些弟弟妹妹。
董加兴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弟弟在他的辅导下，由班级中等生考上了大学，比他考得更好，也更有出息。妹妹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坚持女孩子终究是人家的，没供妹妹上更多的学。他依然帮助了妹妹，三个妹妹都在哥哥的资助下结婚生子，她们的下一辈还受舅舅的恩惠，他把妹妹的女儿接到自己家，供他们上学、当兵、就业。
他自己的生活呢？董加兴自己的个人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没有走知识救国之路，他甚至都没有发挥自己数理化的聪明才智，他在学校里只做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老师，只做了一个管理学生宿舍的舍务老师。不是他教不了课，不是他上不了一线，是因为他的家庭负担太重了，他得首先生活，他像一匹上了套的母马，他辕上的负担太重了，他得拼着命往前拉动他的车啊！
对了，董加兴这时已经结婚了，妻子是望江粮库的一名女职工。以他的学历和火辣辣的学霸名气，本来可以找一位漂亮的相当体面的有好工作的女孩，不知为什么，他只找了一个乡下粮库的女工。可能是她更朴实无华，更入公婆的法眼吧，董加兴就那么和她结婚了。很快他们就有孩子了，连续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真是挺圆满的，问题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是他的媳妇后来还下岗回家了，这些问题和困难就都留给他了，他得养活他们啊！怎么养活？光靠自己几十块钱的工资是不行了，好在改革开放了，饿不死人了。开小卖店，送货，卖冰棍冷饮，卖面包，卖卫生纸，能卖什么就卖什么，两口子起早贪黑地干。孩子是养活了，工作可就耽误了，董加兴在单位被边缘化了，领导明确跟他说，你就不要和一线老师们争待遇了。什么待遇？职称、职务呗，这可都是一个老师的立身之本啊，没有这些，谁尊重你？他也认了，这辈子就这么地了，反正他有两个孩子呢，反正他两个孩子挺争气的，反正他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董加兴说，我把闺女送国外去了，过她自己的生活去了。儿子我得让他吃苦，当兵去，他得保卫国家啊！他的两个孩子果然有出息，女儿学高级护士专业，毕业后在瑞典定居，嫁个老公是个人高马大的瑞典小伙子。儿子军校毕业在新疆塔城戍边，就是红旗拉莆那地方，挨着巴基斯坦。两个孩子给他生了五个孙子辈，现在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爷爷和姥爷了。
我和董加兴小学就是同学，中学、大学也是同学，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他了，只是彼此工作不同，平时少有联系。近一年我们都退休了，彼此突然都静下来了，又不约而同聚在了一起，这才知道加兴的生活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慈祥的老母亲已经去世了，加兴很孝顺，父亲病故后母亲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前年母亲去河南妹妹家，突然就生了病，只三个月就去世了。因为疫情，他竟不能前去送别老母。再一个变化是他的老伴，多年来一直身体不好，近些年日重，长期住进了医院。这个大家庭只剩下董加兴一个人了，守着他已经开了二十多年的小卖店。人到晚年，辛苦一生，本该享受人生了，却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实在怆然。
今年五月，加兴平生第一次出了趟远门。他去上海参加了侄儿的婚礼，又去郑州妹妹家看望了妹妹，回来时把老母亲也带回来了，老母亲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被他一路捧着带回了家。
坐在加兴的商店里，听他娓娓述说自己的一生，说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说他的儿女和孙儿。他说我要把商店兑了，开一辈子商店了，不干了。我得去看看我的孙女，顺路再看看我的亲家，不瞒你说，两个孩子的亲家我一个也没见过，这次顺路见一下，毕竟孩子们都结婚这些年了。走完了，逛完了，我还得回来，还得回老家来，老伴还在精神病院待着呢，我不能离她太远啊。
这就是董加兴，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他的经历让我为之动容而又钦佩。我想起了芳芳写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我反对芳芳的“武汉疫情日记”，但欣赏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董加兴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主人公相似，又不完全一致，他生活的韧性和忍耐是一种品质，就如一簇野草，枯黄地摇曳着，却没有折断委于泥土，一直倔强地昂扬着头，并且不断地把新绿的希望展示给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