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九月，九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月份，因为我的父亲在九月里离开了我们。常常会想起父亲摊开的手掌，那手掌算不上大，却宽厚得能稳稳托住一捆刚收的麦穗，掌纹里嵌着的黑土，不是浮在表面的灰，是那种渗进纹路深处的褐，像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第二层皮肤。水冲的时候会淡一点，可等手掌晾干，那颜色又慢慢显出来，藏在每一道沟壑里。

后来我才懂，这黑土洗不净，也不该洗净——它是父亲与土地签下的契约，是印在他身上的、属于农民的标记。我在QQ相册里偷偷存了几张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的他还没有那么多皱纹，可手掌已经带着明显的粗糙，指关节微微凸起。我把照片凑到眼前，仿佛能闻到他掌心里混着麦香的泥土味——那是他用这双手，把我们家二十几亩土地从荒田侍弄成良田的味道。

父亲手掌上沟壑纵横的纹路，哪里是普通的掌纹？那是二十几亩土地在他手上犁出的地图：东边那道深纹对应着三条田的涝洼地，每年雨季他都要扛着铁锹去排水；西边那道斜纹是种玉米的地块，因为地势高，他每天要多挑两桶水去浇苗；掌心那片密密麻麻的细纹，是他给小麦薅草时，指尖反复摩挲土地磨出来的。每一道裂口都结着厚厚的茧，旧的没好透，新的又裂开，沾了泥土，就成了深色的印记，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关于土地、关于农民与尊严的故事。

我最后一次给父亲剪指甲，是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那天刚下过雪，外面的雪积了半尺厚，弟弟烧了热水，给父亲洗了澡。父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弟弟半扶半抱地把他从卫生间挪到塌塌米边，他坐在炕沿上，脸红左的像个听话的孩子。我搬了小板凳坐在他对面，伸手去抓他的手——那双手比我记忆里更瘦，皮肤松垮地贴在骨头上，可关节还是那么粗大，扭曲着，像老树根一样。

我把他的手指一根根展开，才发现没有一根是直的：食指第一节向里弯，是当年赶马车时攥缰绳攥的；中指关节肿得发亮，是当铁匠抡大锤砸出来的；小指最可怜，指尖缺了一小块，是年轻时抬木头压断的，后来一直没长好。再看那十指的指甲，更是让人心酸。没有一片指甲是平整的，都厚得像小贝壳，边缘卷着，中间裂开一道深深的缝，里面还嵌着细土——哪怕刚洗过澡，这土也嵌得紧实。

我拿出指甲刀，试着剪了一下，“咯吱”一声，指甲刀被卡住了，根本剪不动。父亲看着我，声音沙哑地说：“别用这个，用剪刀吧，我一直用剪刀。”我这才想起，以前每次见父亲剪指甲，都是拿一把旧剪刀，一点一点地铰，有时候剪得不齐，他也不在意，只是把剪下的指甲碎片拢在手里，一定要埋进土里——他说“土生土长的人，指甲也该回土里去”。

那天我找了把锋利的剪刀，慢慢铰着他的指甲，每铰一下，都怕弄疼他。他的手指偶尔会颤一下，不是疼，是年纪大了控制不住，我就停下来，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他的手，再继续。剪下来的指甲碎片落在炕上，我捡起来看，厚得能看清里面的纹路，像一片片晒干的土地，带着父亲一辈子的重量。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阿尔茨海默症把他的记忆一点点偷走了。他先是忘记了时间，早上起来问“今天是过年吗”，晚上又说“该去地里割麦子了”；后来忘记了空间，在自家院子里转圈圈，问“这是谁家的院子，我要回家”；再后来，他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我回家，他盯着我看了半天，问“你找谁，”我鼻子一酸，说“爸，你不认识我了？，他摇摇头，说“你看我，你是阿米娜”……

最后，他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别人问他名字，他想半天，说“我是种地的”。只有在这个时候，土地对父亲来说才没有了概念，他不再念叨着“该浇地了”“该施肥了”，也不再每天早上起来就往地头跑。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手纹中的黑土才慢慢消失——他不再去地里，不再摸泥土，手上的土味渐渐淡了，掌纹里的褐也变成了灰，最后成了普通老人手上的黄。可我宁愿他手心里一直带着那黑土，宁愿他还能念叨着地里的庄稼——至少那样，他还是那个把土地当命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三十年代末，那时候还是民国，村里大多是土坯房，能读书的孩子没几个。因为父亲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爷爷奶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咬着牙把他送进了学校。可当时我们愉群翁，只有一所维吾尔文学校，老师是个戴旧眼镜的维吾尔族老人，讲课的时候声音洪亮，手里拿着一根教鞭，在黑板上写维文字母。父亲那时候才七八岁。

父亲在维文学校读到小学毕业，能说一口流利的维语，还能写一手漂亮的维文字——后来他帮村里的维吾尔族邻居写信念信，全靠这门手艺。等父亲小学毕业，愉群翁新政府刚刚兴建了一所汉校，父亲就成了汉校的第一届学生。我不知道父亲在汉校读了几年书，据母亲说，父亲在和母亲结婚后还读了一年书。

我后来猜测，可能是父亲入学时超了学龄——他读维文学校用了六年，再去汉校时已经十五六岁了，比同班同学大好几岁，所以读完小学又读了一年，才算把汉文底子打牢。母亲老了以后，总爱坐在炕头跟我唠叨她年轻时候的事，每次说起父亲读书的事，她眼里都带着笑。 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那年冬天，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在书包里装上口琴，然后坐在门槛上，啃哧啃哧半天，把冰刀绑在棉鞋底上。

那冰刀是父亲自己做的，用一块薄铁板，磨得锋利，再用麻绳一圈圈绑在棉鞋底上，勒得手指发红。绑好冰刀，他才叉着双腿，像个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他要去几里外的汉校读书。母亲说，那时候父亲年轻，爱玩，书包是奶奶用粗布缝的，口琴是他用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的，银闪闪的，他宝贝得不行，只有在放学路上才拿出来吹。

母亲每次反复说这些的时候，往往是强调父亲年轻时候受爷爷奶奶宠爱，没有受过多少罪。我常常想那个冬天的父亲：书包里装着口琴的父亲，棉鞋底上绑着冰刀的父亲，出了家门，会在冬季的大路上左右甩动着胳膊滑冰吗？他会不会滑得太快，冷风灌进衣领，他却不觉得冷，因为心里想着学校的课文，想着放学回家能给母亲吹口琴？

父亲双手捧着口琴在嘴边的模样，我是有记忆的。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父亲三十多岁，还没有那么多白发，他常常坐在院子里，把我抱在腿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已经有些氧化的口琴，放在嘴边吹。他吹的都是当时的老歌，《东方红》《南泥湾》，有时候也吹民间小调。口琴的金属外壳有点凉，贴在父亲的嘴唇上，他的胡子扎得我脖子痒，我就咯咯地笑，他也笑，眼睛眯成一条缝，阳光照在他脸上，没有那么多皱纹。

那时候的父亲，是我眼里最厉害的人——他会读书，会吹口琴，还会给我捉麻雀烤着吃。现在想来，父亲也是有过恣意张扬的青春时代的，只是那段时日太过短暂了。父亲结婚早，还不到二十岁就成家了，肩上扛起了养家的责任。父亲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算账，村里的人给远方的亲戚写信，都找他写；亲人来信也找他读。

后来他还参加了工作，气象站气象员。可没过几年，父亲要派到山上去看气象，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家里没人种地，父亲只好辞了工作，回家务农，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后来问过父亲，后悔吗？他摇摇头，说“家里人比工作重要，土地也比工作实在”。 还是人民公社生活队的时候，父亲从事过好几种农业劳动。

起初他一直给生产队里赶马车，那是一辆皮轱辘马车，上面铺着干草，拉过麦子，拉过化肥，也拉过村里老人去县城看病。父亲赶车的时候，总爱穿一件黑条绒的棉衣，手里的鞭子鞭梢上也系着红布条，他吆喝牲口的声音特别响，“驾”“吁”“喔”，每一声都带着节奏，牲口听得服服帖帖。

后来生产队办了铁匠铺，父亲又去当了铁匠。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学徒，抡过大铁锤——那铁锤有十几斤重，他每天要抡上百下，晚上回家吃饭，手都握不住筷子。母亲心疼他，给他用热水泡手，泡出满手的白皮，他却笑着说“没事，练练就好了”。后来他成了铁匠师傅，抡起了小铁锤，负责给农具整形。他打的镰刀特别锋利，割麦子不缠秸秆；他打的锄头把儿特别直，握在手里不硌手。村里的人都愿意找他打农具。

一直到后来的土地到户，父亲分到了二十几亩地，他才开始了起早贪黑在地里劳作的日子。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上学的上学，没上学的由母亲照顾着。那时候母亲一直病着，有严重的风湿病，稍微干点活躺倒了。我们家属于愉群翁少有的“没有劳力”的家庭，所以大弟弟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回家帮父亲种地。大弟弟那时候才十五岁，个子还没锄头高。这也成为父亲一生的遗憾。

春种的时候，父亲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去地里。他选种子特别仔细，把种子放在手里搓，看饱满不饱满，放在嘴里咬一下，听声音判断干湿。播种的时候，他走得特别匀，每一步撒多少种子都有数，生怕浪费一粒。他常说“种子是地里的希望，丢了种子，就丢了收成”。

秋收的时候更忙，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带着大弟弟去割麦子。他弯着腰，镰刀挥得很快，身后的麦子倒成一片，像铺了一层金黄的毯子。他中午不回家，付出的时候装上馍馍、咸菜和凉水。中午的时候他坐在麦垛上，将就着吃几口再喝凉水，就又站起来割麦子，直到天黑看不清麦穗，才扛着镰刀回家。

就那么多的土地，父亲却希望在上面收获更多。他常说“我是一家之主，有责任让孩子们吃饱饭，有责任让孩子们读书接受教育”。就这样，我的父亲把土地当成了生命，精耕细作到了极致。弟弟们后来常跟我开玩笑，说“咱爸哪是在种地啊，分明是在地里绣花呢”。 别人都开始犁地了，父亲还要让弟弟们去地里捡拾塑料片。

那些塑料片是以前用化肥袋剩下的，风吹到地里，埋在土里，会影响庄稼长根。父亲带着弟弟们，弯着腰，眼睛盯着地面，一片小塑料片都不放过。有时候塑料片埋得深，弟弟们懒得挖，父亲就自己蹲下来，用手指抠进土里，一点一点地把塑料片挖出来，指甲缝里都塞满了土。他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有杂质，杂质多了，土地就不养人了”。

别人的地里都播上了种子，父亲还在地里撒农家肥。那农家肥是父亲自己攒的：家里养的牛羊的粪。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把牛羊的粪便和干草混在一起，堆在院子角落发酵。发酵好的农家肥黑乎乎的，有股臭味，弟弟们都不愿意碰，父亲却不嫌弃，用小推车一车车拉到地里，均匀地撒开。他说“化肥是快，可不如农家肥养地，”。

出苗后，父亲更是带着母亲和弟弟们，在地里人工锄草补苗。夏天的太阳像火球一样，地里的土都发烫，父亲戴着草帽，脖子上搭着毛巾，在地里锄草。草要连根拔起，不然还会长，他的手指被草叶割得满是小口子，沾了汗水，疼得钻心，可他还是不停地拔。补苗的时候，他把好的苗带土挖起来，栽到缺苗的地方，浇上水，用手把土压实。

为此，父亲常常被孩子们调侃，被乡邻们嘲笑。可后来，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我们家的地，因为他细心侍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麦子穗大粒满，玉米棒子粗得握不住。每到秋收，乡邻们看到我们家的收成，都羡慕地说“还是诸葛亮的儿子会种地”。那时候，父亲会笑得特别开心，眼睛眯成一条缝，像个得到奖状的孩子。

父亲是农民，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向土地要收获。他憋着一股子劲，侍弄着那二十几亩土地，就用这二十几亩土地，养大了我们六个孩子，让我们都读了书，学有所成，成家立业。他常说“女儿要多读书，将来才有出息，不用像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我才知道，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农民，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父亲的手掌纹路里，嵌进了洗也洗不却的土地的颜色。那颜色，是春天的新绿，是夏天的浓绿，是秋天的金黄，也是冬天的褐黄。我的父亲，他是农民啊，土地的颜色就是他的标记，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就在土地有了更大的回报的时候，就在我们都有了出息，能让他享清福的时候，我的父亲却记不起自己的土地在哪里了。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失忆了，忘记了许多事：忘记了自己活了多少岁，别人问他，他就说“我才五十岁，还能种地”；忘记了他有几个孩子，有时候把二弟当成三弟，把三弟当成大弟；忘记了自己种了一辈子的地。

父亲忘记了所有，可唯独记得钱，记得钱很重要。他每天都闹腾着要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换成一叠叠现金装进口袋才放心。有一次，弟弟带他去银行取钱，他拿着现金，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三遍，才把钱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路的时候，手一直捂着口袋，生怕钱丢了。

孙儿们觉得好笑，哈哈笑着反复解释：“爷爷，钱不用取出来，存进银行里更安全，你要用的时候，咱们再取。”父亲想了半天，还是想不通，皱着眉头说“没经过我的手，钱怎么就进了银行？”孙儿们没办法，只好把手机拿出来，给他看银行APP里的余额，说“爷爷，你看，钱在这里，一分都没少”，父亲看不懂手机上的数字，只是摇摇头，说“我不信，我要把钱拿在手里才放心”。

他把取出来的钱放在家里，一遍遍地数，不知道放在哪儿才放心。先是放在枕头底下，半夜醒了，又拿出来数一遍；后来放在衣柜的抽屉里，觉得不安全，又拿出来放在地毯下；再后来，他把钱藏在床底下的箱子里，可没过几天，自己却忘记了钱最终放哪里了。有一次，他找不到钱，急得乱转，说“我的钱丢了，有人偷了我的钱”，我们只好又去银行取了一些现金，给他放在手里，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又开始一遍遍地数。

想起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看到父亲把钱看得那么重，就骂他是守财奴葛朗台。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父亲藏在枕头底下、地毯下、箱子里的，哪里是钱啊？那是他终其一生累弯了腰、操劳至白头、扭曲了十指，从土地里一锄头一锄头挖掘来的希望：是我们读书的学费，是弟弟盖房的钱，是给母亲抓药的钱，是给家里买农具的钱……

父亲终其一生，都在为钱奔波，为我们奔波。他想用那些钱，让女儿读最好的学校，将来不用受苦；想给儿子盖房娶妻，让他们有个安稳的家；想置办更多更好的农具，让种地不那么辛苦；想买来牛羊成群，让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可到最后，钱有了，我们都长大了，成家了，他却走了——走的时候，没能带走一分钱……

现在，每当我回到愉群翁，看到别人的老父亲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摊开的手掌，掌纹里嵌着的黑土；想起他坐在院子里，给我吹口琴的模样；想起他在地里薅草，汗珠子滴在土地里的样子。父亲虽然走了，但他对土地的热爱，对家人的责任，永远留在了那二十几亩土地里，留在了我们心里。土地的颜色，是父亲的颜色。

我的农民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活在他视为生命的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