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那二百多户的村子里，有三个哑巴，其中年纪大的那俩是亲兄弟，另一位，是个比我大三四岁的超级帅哥。
说来奇怪，在不算太小的村子，三个哑巴居然是邻居，两家中间隔了一条很窄的胡同而已。而我家，离哑巴兄弟家，也只有一户之隔。地理位置，注定了我家跟三个哑巴之间，有着比别的乡邻更密切的关系。
年纪大的俩哑巴，我不知道叫啥名字，从我有记忆起，村里人都喊他们“大哑巴”和“小哑巴”。
哑巴兄弟是村里的五保户，大哑巴年纪比我父母略小几岁，小哑巴又比大哑巴再小几岁。他俩个子瘦小，长得很像，有点人类未完全进化好时”类人猿”的模样，村里的小孩子见了会害怕。除了年龄差距，他俩性格上也有区别，大哑巴更朴实，小脾气也多一些，小哑巴更爱美，他总是蘸着清水，把头发三七分，梳得溜滑，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发型在农村相当的标新立异。
五保户吃喝都由村里集体承担，没有田地可耕，哑巴兄弟俩除了吃饭睡觉，没别的事可做，无非夏天树底下躲个阴凉，冬天暖阳下晒个洋洋。
他俩时不时来我家串门，打着手势，露着满嘴的牙床笑一笑，然后在炕边倚着墙坐一会儿，碰见我时，会拿手在我的头顶比划，嘴里嘟嘟囔囔，说我又长高了。他俩偶尔在我家碰到一起，就会互相嫌弃地翻个白眼，撇撇嘴，先来的走掉，后来的留下。兄弟两个，朝夕相处，也相爱相杀。
农村分田到户后，我们兄妹四人都上学，父亲在村里当村干部，占用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母亲一人忙不过来，有时会去找哑巴兄弟帮着锄锄地、拔拔草。记得有一年暑期雨水多，果树底下的青草蔓延成了一片草原，母亲有更繁重的农活要忙，就安排我“带领”哑巴兄弟，在我家的果园里拔草，我跟他俩也算是在同一个战壕奋战过几天的兄弟。
母亲极善良，从不白用哑巴兄弟干活，放工回来，总是把他俩请上炕头，好饭好菜伺候。平时做了小豆腐一类不常做的菜，也会差我给他俩送一点，给他们换换胃口。八月十五和过年，母亲会去小卖店买两瓶酒，再从家里拿一点稀罕东西，送给他俩，以感谢他们一年来对我家的帮助。
我一直以为哑巴兄弟没有别的亲人，直到有一年，他家突然多了一个清瘦的白胡子老头。从此哑巴兄弟家热闹了起来，炕上总是坐满老人，听白胡子老头讲故事。没几年，白胡子老头像得道的高僧一样，坐在炕上讲着故事就走了，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
前些年才听父亲说起，那个白胡子老头是哑巴兄弟的亲爹，以前一直住在东北的另一个儿子家，年纪大了思乡，才回到我们村。老人是抗美援朝的老兵，肚里有文化，又见多识广，所以大家没事都爱去他家听奇闻异事。
另一个年轻的哑巴，叫“长征”。长征身材修长，英俊阳光，又心灵手巧，深得大家的喜爱。他站在那，笑嘻嘻，任谁都看不出他是个聋哑人。他不忙的晚上，会溜达到我家，加入到牌局大战中。别看他没上过学，但干啥都透着机灵，那时村里流行“打够级”，因长征牌艺精湛，懂得运筹帷幄，大家伙抢着跟他做“同帮”，而他的“对门”，在开局前就会长吁一口气，势头不自觉矮了三分。
长征的父亲是村里的铁匠，长征从小就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打铁的好手艺。他家南屋，就是打铁铺子，村里年久失修的锄镰锨镢等农具，在父子俩一人轮一下大铁锤的“叮叮当当”声中，重新焕发光彩，长征的健康体格，也随着叮当声，愈发健美。
长征平日在家打铁，逢集就开着手扶拖拉机，拉着炉灶去集市上边打铁边揽活，等把农具修好，下一个逢集日再拉到集市上，顾客会自行来取。
俗话说:世上三般苦，打铁、撑船、磨豆腐。
尽管穿着又厚又脏的打铁围裙，做着老话里最苦的行当，长征的俊美和机灵，还是引起了周边村子姑娘们的骚动。但毕竟是聋哑人，生活起来还是有诸多不便，不但女孩的芳心萌动，会被父母压制，长征的父母，也会从中阻挠，直到一个腿有轻微残疾的女孩找上门来，双方的父母都松了口。
长征婚后，夫妻恩爱，不久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似乎人生无憾。他打起铁来更有劲头，脸上的笑更灿烂。
我婚后偶尔回老家，会路过他家门口，每每碰到长征，他都亲热的啊啊啊地喊叫，会指着他身边玩耍的小儿跟我炫耀，那情那景，让我心头暖暖的，有流泪的冲动。
长征的弟弟跟我是小学同学，几年后跟别的同学小聚时，聊起长征弟弟，说起长征，我听到了一个遗憾的消息——长征媳妇死了。
据说，长征媳妇因为腿有残疾，从小苦闷酗酒，脾气也被母亲纵容得有点矫情。她在一次回娘家时，被母亲唠叨了两句，一气之下，喝酒过度而死。
长征媳妇的死因，经过口口相传，真实性已不可考，但死是事实，长征的落寞也是事实。我再次看到他，他已两鬓斑白，眼里不再闪着欢快的光。他还会笑着打招呼，但精气神与以前完全不能比，他不再英姿飒爽，他老了，矮了。
算起来，哑巴兄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健在，如果活着，他们丑丑的模样，应该已被岁月镀上了慈祥和柔和的光芒吧？而长征，我多么盼望他能走出阴霾，热情拥抱生命的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