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孤独》主要讨论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交领域运用的可能性，以及互联网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人际社会交往的影响。人工智能的进化和社会网络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前沿科技迭代的两大方向，而它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度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产生非凡意义，正如尼葛洛庞帝在 《数字化生存》中所写道的那样：“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相关，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媒介即延伸，新媒体不仅使人类突破了感官的生理局限；媒介即讯息，新媒体也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介形态不断重塑人类社会。
孤独的人群，大卫·理斯曼的观点有无借鉴意义？
《孤独的人群》曾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大卫·理斯曼聚焦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性格，发现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型”性格，逐渐被“他人导向型”性格所取代。除了父母、教师等社会角色的影响之外，大卫·理斯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导向的人不仅具有传统的生活标准，连工作时间、努力程度也都具有传统标准。印刷读物融合其他社会化媒体，摧毁了这些标准。内在导向的人通过印刷读物得到了理性思维的启迪，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性格结构。”
《孤独的人群》与《群体性孤独》，书名极其相似，但分别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探究了社会性格的转变和技术产生的影响，在内容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别。即便如此，大卫·理斯曼的研究对我们如何看待《群体性孤独》一书中的观点依然有着借鉴作用。
首先，媒介技术只是影响人们社会性格形成和转变的众多社会因素之一。如果说《群体性孤独》着眼于人工智能和社交网络，那么《孤独的人群》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初级群体、社会结构、媒介环境、权力关系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次，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仅仅聚焦于此时此刻的横剖研究无法深刻洞察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因。相比而言，大卫·李斯曼的研究更加具有纵贯研究的特征。最后，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科技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机器背后温暖的人心。科技始终会改变生活，但人性永远在引领科技。《群体性孤独》一书的结尾也非常恰当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才是能够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我们应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理论本土化，我们是否已经陷入群体性孤独？
除此之外，大卫·理斯曼的研究也让我们再次注意到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孤独的人群》对美国人民社会性格转变的研究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群体性孤独》一书中的所有案例也基本上都是基于雪莉·特克尔本人长期的参与式观察，其中所列举的众多案例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
“社交机器人的发明说明人类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无法摆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
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社交机器人在已经普及且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这一社会事实之上，“第一批伙伴机器人的拥有着往往是老年人……这些年轻人是和友善的机器人宠物一起长大的。”但反观当今中国，在社交机器人的陪伴下成长的年轻人恐怕只有少数的个案。相比而言，移动互联网和网络新媒体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拥有更加强烈的可预见性。
所以，《群体性孤独》一书中的观点和结论能否在中国社会得到推广还有待商榷。我们是否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焦虑和孤独？又是否会因此而转向机器社交来平衡这种情绪和心理状态，需要经过经验的观察才能够进一步检验。至少在我看来，社交媒体到底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疏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确实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而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场景，但由此也得到了人际关系的巩固和社会网络的拓展。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雪莉·特克尔洞察了社交媒体在微观个人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但可能忽视了在更加宏观的层面媒介技术所能够泛起的涟漪。
技术的本质，应当如何看待媒介对人的影响？
从人类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命，必然引发各种对新技术的质疑、恐惧和批判，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都是如此。而如今，信息技术已经与我们的现实世界高度嵌套，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同时发生，媒介技术已经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参与到社会现实的建构。
“不管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应该承认，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生活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决定论，技术和社会是相互建构、共同进步的。大卫•诺布尔认为，技术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现象，因而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它并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刺激社会的发展，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根本的社会进步。“机器人让我们越来越痴迷于没有生命的科技，最后却被是为解决人们沉迷于虚拟网络社交的‘解药’。我们希望机器人把我们从虚拟时间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的物理世界中，去和彼此进行正真实的社会互动。会是这样吗？”《群体性孤独》一书中的上下两个部分，都以疑问的形式结束，作者提出了对媒介技术的思考，但始终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因此，对于媒介技术在社会中应当存在的位置和最终会造成的影响，《群体性孤独》的作者雪莉·特克尔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定论，甚至你会感觉到她本人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暧昧不清。与其说《群体性孤独》为你解答了媒介技术与人际关系的疑惑，不如说它向你抛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引发对于技术伦理和社会变迁的思考，不管结果如何，这个思考的过程也许就是雪莉·特克尔书写本书的目的。就像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所指出的那样：“重要的不是你所在的立场，而是你到达这个立场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