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平常看到的历史，往往都是帝王将相的各种权谋，实际上历史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畅快淋漓。历史上的大人物，不管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得已”。如果能够把这些“不得已”找出来的话，就能找到解读历史更深层次的法门。
1.2、从古至今，每个人都是处在一个特定的“局”当中的，这个“局”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彼此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结构。对“不得已”的分析，要看他们所处的什么结构，是如何博弈的。博弈时想做什么事不是自己能说了算，而是取决于周边的人采取的策略，而周边人策略的变化同样取决于自身策略变化。必须看到历史人物背后的博弈关系。
2.1、中国历史的博弈是个双层结构，是由不同的尺度和空间维度上形成的。中国疆域是个包含中原草原海洋高原西域多个亚区域的体系，各亚区域有着一系列差异，这些差异在这些亚区域之间没有办法被消除。这若干亚区域彼此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构成了大博弈。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博弈。
2.2、小博弈的层次是指亚区域内部各种人群君王贵族官僚百姓军人商人等等，之间也是进行不断的博弈，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进行各种资源的争夺分配。当然要知道，这些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要受制于外部的大博弈层次上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博弈关系。
2.3、各个人各个群体利益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当中，到一定程度，他们会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个一定程度，指的是资源分配资源争夺都进入了某种稳定状态。这种被稳定下来的状态，稳定下来的结构性关系称之为制度。所以可以看出是先有稳定的博弈关系，再形成制度，才能有效运转。
3.1、以往的历史戏剧中，经常把君主贵族官僚给表达成统治阶级，还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平民。一般会说统治阶级是一伙的，会联起手来共同压迫被统治阶级，其实这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对君主而言，能真正威胁到他位置的绝不是平民，只有贵族。
3.2、贵族一是因为其身份高，鞋筒高，相对有号召力，能够动员人们跟他一起走，其力量比较大。二是由于它们的血统身份地位，他对君主的依赖性比较小或者很少有。这让君主对他难以控制，就必须找到另外一帮一定得求着自己的人，用他们来制衡贵族。这群人就是官僚，而且对君主而言，其中出身平民的官僚最好用。
这是古代历史上科举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君主大力推动的，通过科举可在平民当中找到足够多的可用之人，放入官僚体系中。从平民出身的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根基，对君主的依赖性远远大于贵族对君主的依赖。
3.3、贵族某种意义上对君主有反抗性和制衡性，平民没有，由平民构成的官僚体系也没有。但官僚体系对君主是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的。因为要制衡贵族，就得让官僚体系运转有效，就得让所有人都服从同样的规则，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做事。在这个逻辑之下，君主自己也必须按规则来行事，否则官僚体系的运转就不正常了。
3.4、《万历十五年》中万历皇帝在后宫40年不上朝，幸亏大臣勉强把帝国支撑维系下来，其实是因为官僚体系太过强大，万历皇帝个人的很多想法无法实现，而消极逃避。这从反面说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套规则体系非常强大，到了几十年皇帝不临朝都可以正常运转的地步。个人如果真进入这种具体历史博弈的“局”当中，就会发现各种无奈，各种不得已。
4.1、对明朝皇帝而言，官僚体系强大制约力强，但也不敢放手用自己的兄弟藩王，因为他们是可能篡位的，如明成祖朱棣。皇帝就得找对自己依赖性更强的人，同时又不在既有那套完整规则体系内的人，具有私人性质，这就是宦官太监出现，权势熏天，但又因为只是皇帝的工具，随时被抛弃的原因。
4.2、当然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处“局”中“不得已”而逃避责任，不能免责，但同样也要看到他们的某种“不得已”，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的分析理解多一个层次。
2018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