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公司法上的股东资格除名规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7条对未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确立了有限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给予除名的制度。
我国目前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股东除名规则，仅适用于股东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形。而对于其他情形，例如股东有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章程约定解除股东资格的情形等，是否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对股东予以除名？对此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未作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有判例认为基于公司自治原则，对于章程或股东之间事先约定的股东除名情形，只要该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对股东会基于该约定情形作出的股东除名决定亦予以认可。
本文主要讨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作出除名决议的效力认定”问题
参考案例：
案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案号：（2018）苏04民终1874号
裁判要旨
若公司股东均为虚假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部分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由于该部分股东本身亦非诚信守约股东，其行使除名表决权丧失合法性基础，背离股东除名制度的立法目的，该除名决议应认定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作出和内容于法无据，于实不符，应属无效。一方面，结合除名权的法理基础和功能分析，公司是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契约结合体，因此股东之间的关系自当受该契约的约束。在公司的存续过程中，股东始终应恪守出资义务的全面实际履行，否则构成对其他守约股东合理期待的破坏，进而构成对公司契约的违反。一旦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基于该违约行为已严重危害公司的经营和其他股东的共同利益，背离了契约订立的目的和初衷，故公司法赋予守约股东解除彼此间的合同，让违约股东退出公司的权利。这既体现了法律对违约方的惩罚和制裁，又彰显了对守约方的救济和保护。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仅在守约方手中，违约方并不享有解除（合同或股东资格）的权利。本案中，凯瑞公司的所有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存在通谋的故意，沆瀣一气，全部虚假出资，恶意侵害公司与债权人之权益。但就股东内部而言，没有所谓的合法权益与利益受损之说，也就谈不上权利救济，否则有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诚信等法律原则。即洪强、洪安刚无权通过召开股东会的形式，决议解除刘美芳的股东资格，除名决议的启动主体明显不合法。另一方面，从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区别来看，前者是指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后者则是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之后，又将其出资取回。案涉股东除名决议认定刘美芳抽逃出资，事实上凯瑞公司包括刘美芳在内的所有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虚假出资，故该决议认定的内容亦有违客观事实。
总结：股东作出股东资格除名决议本质上属于契约“解除权”的行使，而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由于其本身天然存在“违约行为”，有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诚信等法律原则，因此，不具备行使“解除权”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