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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提起秦朝或是始皇帝嬴政，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恐怕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长城、兵马俑或是秦皇陵，之后大概能记起中学历史课本教过的平六国、成一统之类的伟大功绩。情感丰沛者大概还能吟诵一段“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之类的壮美歌赋，才能一平胸中之澎湃大气。
但要说到“秦皇宝藏”，始皇帝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最大遗泽其实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中学过的另一段文字“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实这样的描述过于笼统，相对全面的应该是“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一法度”。
因此，泱泱中华才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历经劫难，“合久必分”之后仍能“分久必合”；也因此，今日之中国虽然纵跨南北、横贯东西，地理、气候、习俗等各有不同，却依然敬畏同样的道德观念，认同同样的价值尺度，诵读同样的语言文字而亲密无间。
这个命题太大，恕我才疏学才一时半会说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另一样东西——秦刻石。
秦刻石就是始皇帝出巡各地时，群臣为歌颂其功德、昭示万代而所刻之石。秦刻石若是排除掉历史和文献等价值，其实与后人“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是与我们今天坐上高铁、飞机就可以到处旅游相比，始皇帝（还有他儿子胡亥）能够出巡天下，并在各大著名景点留下“到此一游”印记的背后，却有着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嬴政执政以来数十年几乎全部的文治武功支撑下，才能得以实现。
比如说如果没有秦灭六国实现一统，始皇帝出巡的范围怎么可能西到陇西北地、南至衡山湘江、东达大海、东南走到浙江会稽、东北来到碣石？比如说如果秦没有实现“车同轨”并大修驰道，始皇帝怎么可能在短短的10年内5次出巡，还几乎踏足到了国之四境？比如说秦如果没有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并修筑长城安定国内、举世无敌，始皇帝怎么敢长期远离权力的中枢、满天下的乱跑？再比如如果秦没有实现“书同文”，我们在今天的秦刻石残片以及拓本中，看到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下接关东诸国书风而成的优美秦篆。
因此与长城、秦皇陵以及阿房宫等“秦皇宝藏”相比似乎不怎么起眼的秦刻石，其实亦可视为秦朝文明与事功的集大成者。
秦刻石就像金字塔顶的明珠，那又是什么将它“亲亲抱抱举高高”？
（秦灭六国、平天下之类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我就不废话了。）
1、开创帝制，废分封，设郡县。
开创帝制、废分封、设郡县跟秦刻石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大了。
在周朝的分封制之下，周王室实际上只能控制东、西两都附近的土地，其余的土地都连同居民都被分封给各个诸侯国。诸侯国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虽然理论上有服从天子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和力役、维护周室安全的责任——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但实际上自东周以来王室衰微，“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成了“自诸侯出”，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诸侯国已经在事实上独立。
在分封制下，不仅周王要分封诸侯，诸侯要分封卿大夫，卿大夫还要分封属臣（士人）。在层层分封之下，每个层级都有被架空甚至“下克上”的危险，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就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再比如像楚国虽未像晋、齐那样“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斗、蒍、苏、昭、屈、庄、景等几大公族形同国中之国，楚王想打个仗、花俩钱都得看这几家公族的脸色，如果不把这几位哄高兴了，他就啥都干不成。
而这种情况，在始皇帝治下的秦根本就不存在。
秦灭六国后，嬴政以王号不足以显其功业为名，创皇帝号，自称始皇帝。而且他继续独尊法家，加强君主专制，削弱旧贵族势力，提拔由军功授爵而来的新贵族。同时将周朝的土地“王有”变为“国有”，废除分封，由中央政府直接收取赋税，使得全国的农民和官员们都可以拥有并自由买卖田地。 在此基础上，始皇帝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郡县制和官僚制，初分全国为36郡，并随着开疆拓土增至46郡。废除分封和郡县制初步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官僚制则代替了贵族的世袭制。
因此在始皇帝治下的秦，皇帝至高无上、权力无边，是龙都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所以始皇帝才能肆无忌惮的到处出巡而无人敢谏，所以始皇帝想要勒石记功大臣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绞尽脑汁的溜须拍马，这才有了秦刻石。
事实上在中国从帝制诞生初始就呈现高度集权的状况，哪怕像董仲舒之流的搞出来一套宣扬“天人感应”的谶讳之学想要限制一下皇权，结果也只能是然并卵（汉武帝刘彻稍一动手腕，因“天人感应”倒霉的就成了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只有到了汉末以后持续的动乱，才导致皇权威严扫地。不过自从皇帝发现了科举制这一法宝利器，皇帝的权威和中央集权再次得到加强，并在明清达到极盛。
2、“车同轨”与秦驰道。
说到“车同轨”，学生时代的我一直没搞明白这玩意有啥重要性。直到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古时的道路都是土路，车轮反复碾压后就会形成了两条与车轮同宽、而且深度很大的车辙。因此古人因地制宜，驾驶马车走在路上时就将车轮压在车辙里走，这样既平稳又省力，还能减少车轴磨损，堪称古代版的轨道交通。
现代铁路一直也想搞“车同轨”，所以早在1937年国际铁路协会就将1435mm定为标准规矩，结果依然是然并卵。为啥？以邻为壑呗——一旦打起仗来你家的火车直接开到我家里，这谁受得了？所以现在各国的铁路轨距有标准轨、有宽轨、有窄轨，宽窄轨还各有不同的尺码，列车过境麻烦得要死，可也没见各国打算“车同轨”。
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与此类似，各诸侯国成天互殴，还怎么可能搞“车同轨”？非但不搞，还特意把轮距和车辙弄得宽窄不一，最好让别人家的车一进我家就无路可走，能翻车那就更理想啦。
这种破事当年秦国也没少干，可是“六王毕，四海一”之后这就成了个大麻烦。所以“车同轨”并非始皇帝灵光一现的发明创造，而是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客观需要——设想一下要是今天一个省一个轨距标准，只要过境不管人、货都得卸下来换车那会是个什么情景？保管全国人民都得半疯，“铁总”估计得被口水淹没。
始皇帝当年面对的就是这种让人抓狂的问题，所以赶紧下令全国所有车辆的轮距一概定为6尺。既然轮距改为6尺了，车辙就算不重新挖，早晚也能碾过来，这就是“车同轨”，算是解决了古代轨道交通的标准问题。
可即便是“车同轨”了，也不意味着就解决了秦的交通问题。
因为当年的战国七雄个个都是以邻为壑的高手，为了让别国进到自己家里没法好好走路简直是绞尽了脑汁。比如韩、魏两国总被西边的老邻居秦国欺负，打又打不过，干脆就将秦境直通自己国都的道路尽数破坏。可是韩、魏两国自己过日子也需要道路啊？那就把主干路修在远离秦境的地方，还都修成南北向的，甚至种地的时候连田垄都挖成南北向的。秦人入侵的时候想走大路就得绕远（还要面临“轨距”问题），如果想走捷径就一个垄一个垄的颠着过吧——本来那时候的车辆制作得就简陋，估计没过几个垄，不管是人、货还是车辆都得颠散架了。
所以始皇帝进行的另一桩大规模建设，就是以咸阳为中心大修驰道。现在我们知道的秦驰道有9条，分别是通往上郡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往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通往东南的武关道，出秦岭通四川的栈道，出今汧县通宁夏、甘肃的西方道，出今云阳通九原的直道等。秦驰道东北至燕齐，东南临吴楚，北到九原，西抵狄道，南达零陵，几乎涵盖了秦的绝大部分领土，又凿鸿沟（引黄河水入汴），疏通淮水支流以利水运。
驰道的开辟，既象征着始皇帝的大一统之功，又利于交通运输，更便于从军事上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
当然对于始皇帝来说，一个更大的福利就是他出巡更顺畅啦——驰道的正中央都有专供皇帝出巡使用的专用“轨道”，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巡游国内的行程达到几千里。
3、秦朝的开疆拓土。
秦在平六国、大一统之后并没有停下对外扩张的脚步。
不过秦政虽暴，但嬴政太狠。在这位始皇帝陛下没咽气之前，那些一肚子不满的六国遗民，除了像张良、高渐离那样搞些根本没指望成功的刺杀之外，根本不敢有丝毫动作。所以寂寞无敌的始皇帝只能将他的兵戈指向域外。
从周初大封建开始，华夏的疆土开始疯狂的扩张，但是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扩张终究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的北端，就是塞外的大漠草原，南端则是五岭山脉。
在五岭山脉的东端（今浙江与福建）当时称东越，秦灭楚而据之，设闽中郡。而在五岭之南，也就是今天的两广与越南北部，当时称为百越（越与“粤”通，百越亦作百粤）。这个地方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地理过于僻远，自然环境过于恶劣，居于此地的土著野蛮落后，因此跟百越做了几百、上千年邻居的吴楚等国都觉得统治的成本太高，所以不肯将触角越过五岭。
不过对于心比天高的始皇帝陛下来说，成本这种东西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在乎的只有这个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口，是不是都归他管？
从公元前219年214年，秦三次南征百越。其中第一次最为惨烈，秦始皇派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其中四路受阻，后又遭瓯雒人反击大败，连屠睢都战死了，秦军损失在30万人以上。不过百越人损失也很惨重，双方陷入了对峙。
无论哪朝哪代一战损失30万人都是要了老命的大事，但唯独始皇帝陛下例外。他先是修好了灵渠解决了后勤问题，然后在公元前214年又凑了30万大军给任嚣和赵佗，再次攻击岭南。而人口稀少的百越根本无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力量，所以根本不能作出有效的抵抗，于是秦军全面占领了百越，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公元前210年，赵佗又向瓯骆地区发动了攻势，击垮了百越的残余势力。
在北方，自战国以来匈奴就是中原的大敌，经常袭击秦、赵、燕三国边地。在公元前215年至213年，秦始皇为一劳永逸，遣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
北地不是岭南，秦军强大的战斗力完全发挥出来，匈奴人根本不是对手，连战连败之后只能节节败退。最后匈奴人甚至连在阴山和贺兰山都站不住脚，只好退入阴山以北的大漠中放牧。
战后，秦在河南地（今河套地区）置九原郡，设44县，缘边遍设亭障堡垒等防御设施。又将原秦、燕等北边长城加以修缮扩建，并使之相连。秦长城西起陇西临洮，东至辽东，延绵5千余里，号称万里长城。
内外皆无敌，始皇帝才能放心大胆的满天下溜达。事实上从公元前220年到210年这10年间始皇帝共出巡5次，期间无论内外没有任何人敢闹什么幺蛾子。不过在他第5次出巡途中病亡后，次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从此天下鼎沸不可收拾——要是老嬴还能再挺几年，估计这帮货色还得继续憋着，谁敢嘚瑟？
4、由“书同文”而来的秦篆。
如今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相遇，对话可能会鸡同鸭讲，但绝对不会出现无法沟通的情况，因为我们有汉字。
这个功劳绝对要记在秦朝和始皇帝头上。
自夏商以降，华夏文明已经出现了统一国家的基本雏形，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官方的标准文字——金文。可是在周朝的大规模分封制下，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竞争的加剧，导致了彼此之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隔阂与分化。比如说同源于大篆（指金文与籀文，即繁化的金文）的文字，在各国的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彼此不能相认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说一个土生土长的齐国士人看到了秦国的文书，保准得又退化成“睁眼瞎”。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就是这样分裂的。现在的欧洲人精通4、5门外语一点都不稀奇，如果要不是秦朝大搞“书同文”拨乱反正，弄不好今天的我们也得先学会“鲁语”、“粤语”、“楚语”什么的才能在中国这块大陆上畅通无虞，哪还有工夫去过英语四六级？
书同文与车同轨，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一法度等措施一样，确实是秦朝给华夏文明作出的无法磨灭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是这个首次实现大一统的帝国能够实现有效统治和治理的客观需要。
因此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即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令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和太吏令胡毋敬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废除了其他六国文字。同时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秦又在篆书的基础上，采用了民间中下层书写中流行的草率急就的“草篆”——因为这套文字的整理方案是由狱隶程邈所献，故称隶书。
这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而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
汉字的演变过程就是汉字的字形和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秦朝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了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此后在隶书的基础上演变出楷书，汉字的字形和字体才彻底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和构型。
即便不讲大道理，今天包括我在内的诸位懒鬼们也得感激始皇帝陛下。正是有了书同文，我们只要会写方块字，就能走遍全中国，而不必像苦逼的欧洲人一样，还得苦学好几门“外语”。
始皇帝巡行天下，只要是为了嘚瑟和求长生。
在平定了百越、撵走了匈奴之后，秦朝的疆域北至今天的辽东、内蒙，南到南海。西抵四川西部和甘肃，东到东海——几乎当时人们所知而且看得上的全部土地，都被纳入了版图。对于这一功绩，始皇帝陛下是非常满意和自得的。可是蹲在咸阳的皇宫里暗爽，哪比得上在自己打下的偌大疆土上巡视一圈更加耀武扬威？尤其是在可供巡狩之用的驰道修缮完毕以后，他更是控制不住“示疆威，服海内”的嘚瑟欲望，从公元前220年到210年这10年间共5次巡行天下。
除了这个比较官方的理由之外，非常迷信的始皇帝还希望到神仙现身频率比较高的地方，比如泰山、梁父、琅琊、九嶷等地，跟神仙们对对话——毕竟他早就认为在凡间已经没谁有资格跟他平等交流（或是听他显摆），有这个资格的就剩下神仙了。
当然他更大的执念是找到神仙以求长生，这点破事凡是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就不多说了。
始皇帝第一次出巡是在公元前220年、也就是他实现大一统的次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这次出巡算是一趟寻根之旅，去的是秦国故地，还沿着600多年前秦人祖先的东进之路重走了一遍。
因为是第一次出巡，无论君臣都比较缺乏经验，因此可能是没想起来勒石记功这码事，算是一个遗憾。
次年，始皇帝就开始了第二次出巡，目的是巡视东方，也就是原六国的“新附之地”。这次出巡的规模和范围都很大，始皇帝先是抵达了邹峄山（今山东邹城），又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泰山、禅梁父。此后沿海向东而行，上成山（今山东荣成）、登之罘（今山东烟台），此后转南登琅琊（今安徽滁州）大筑琅琊台，并徙黔首3万户于台下，再遣徐市（即徐福）入海求仙。此后他又经彭城（今江苏徐州）渡过淮水，赶赴衡山，再经湘江由南郡（今湖北境内）从武关返回咸阳。
此时驰道还未竣工，所以始皇帝出巡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在史书中常常出现“逢大风”、“水波恶”，以及“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记载。比较著名且充分反映了始皇帝陛下的“小暴脾气”的，是关于渡湘江的那段遭遇：
“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现存的秦刻石遗迹中，《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都是在这次出巡中留下的。
又次年，始皇帝连续第3年出巡。他的这趟旅程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张良刺秦”：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皇帝当然不好杀，张良不幸“误中副车”。不过始皇帝陛下显然被这次刺杀坏了心情，所以他只在山东、河南转了一圈，并再登之罘，留下了《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后，就经河北上党返回了关中。
在休息了两年之后，公元前215年，始皇帝第四次出巡，也是他第一次北巡——目的除了求仙和长生，还有对术士的谶言产生了怀疑：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这一趟他从潼关过黄河进入山西，之后来到了让他心情复杂的赵旧都邯郸。此后始皇帝东抵碣石（今河北昌黎），求仙不得，只留下了《碣石刻石》。此后他又出山海关，绕经今天的河北、山西、陕西的北部回到了咸阳。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陛下已经年近50，在当时算是高龄。此时的他疾病缠身，又屡屡求仙不得，故此孤注一掷的决定再次出巡，而且目标指向东南，非得找到长生的法门不可。
这次出巡他携宰相李斯、冯去疾和幼子胡亥同行，先至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登九嶷山，再顺江直下丹阳（今江苏南京县级市），再到钱塘（今浙江杭州），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境内）祭大禹，留《会稽刻石》以颂功德。此后他再赴琅琊，令徐市再次入海访仙，此后再登成山，所谓的仙人却渺无痕迹，只得望洋兴叹着踏上归途。在走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时始皇帝病重，至沙丘（今河北邢台）驾崩。
最后让我们看看秦刻石——也就是始皇帝版的“到此一游”都刻了些什么。
始皇帝巡行天下，每到高山名胜之地，都要立石自颂功德，以求让天上的神仙闻知，起码也得流芳千古。史书上有载的秦刻石共有7块，也叫“秦七刻石”，后来秦二世胡亥也曾出巡过一次，并下了一纸诏书刻在他老爸的功德碑上。
秦刻石上的文字皆为秦篆，除个别字句外，均为四言韵文，多三句一韵（《琅邪刻石》为两句一韵，胡亥的诏书为无韵之文）。不过秦刻石大多毁损无存，保存至今的秦代原刻者，仅有《泰山刻石》和《琅邪刻石》的残片。其中《泰山刻石》仅存胡亥诏书10字，又称“泰山十字”，现存于泰山脚下的岱庙内；《琅邪刻石》也已大部剥落，仅存十二行半、八十四字，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不过秦七刻石的碑文载于《史记》，可是只有六篇——《绎山刻石》有记载却无碑文，流传至今的只有南唐徐铉的摹本。
1、《绎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
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
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
2、《泰山刻石》。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
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
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
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
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
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
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3、《琅琊刻石》。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劫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
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方伯分职，诸治轻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
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
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六亲相保，终无寇贱。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
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4、《之罘刻石》。
“维廿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
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
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
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
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
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
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大矣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
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常式。”
5、《东观刻石》。
“维廿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
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
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
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
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
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
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
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
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
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
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6、《碣石刻石》。
“皇帝建国，德并诸侯，初平泰壹。
卅有二年，巡登碣石，照临四极。
从臣群作，上颂高号。爰念休烈，
戎臣奋威，遂兴师旅，大逆灭息。
武殄暴强，文复无罪，庶心咸服。
惠论功劳，恩肥土域，赏及牛马。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地势既定，黔首无繇，天下咸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略，请刻此石，垂箸仪矩。”
7、《会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
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庄。
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
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
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
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
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
义威诛之，殄息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轨度，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陲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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