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继续讲述爷爷的故事。
1945年9月3日，历经十四载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举国欢腾之际，李大磊同志（后来成为将军）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我们家。他的部队即将离开大名，临行前，他对爷爷说：“部队也需要战马，更需要好兽医。”他诚挚地邀请爷爷参军，随部队一同开拔。
彼时，爷爷已年过半百（51岁），父亲年仅8岁，出嫁大伯13岁，小姑姑尚未。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爷爷对故土更是情深义重。思虑再三，爷爷婉拒了参军的邀请，未能随军远行。这件事，成了李大磊将军心中长久的遗憾。七十年后，他在邯郸离职休养时，仍多次提起，为爷爷未能同行深感惋惜。
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家乡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1946至1947年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没收其土地财产。爷爷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想，自己的土地本就不亲自耕种，全靠雇长工打理，共产党要没收便没收吧，凭着一身兽医本领，照样能养家糊口。然而，并非所有地主都如此豁达。对于许多地主而言，土地是祖辈传下的基业，变卖尚且不舍，何况白白交出？那无异于败家。另一方面，贫下中农起初也颇感踌躇，不好意思去“抢夺”地主的土地财产。
当时，共产党推行土改的核心目标，是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要实现这一宏图，没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绝无可能的。但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为了破除思想藩篱，土改工作组向贫下中农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
起初，贫下中农普遍认为：地主的地是祖传或花钱买的，农民给地主干活换取口粮，天经地义。然而，工作组耐心引导：“农民若不给地主种地，地主靠什么活命？是地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实则是农民在养活地主啊！”这番话如醍醐灌顶，瞬间点醒了众人。贫下中农开始忆苦思甜，将往昔的苦难与积压的愤怒，指向了地主阶级。分田分地、斗争地主的积极性被空前激发，阶级觉悟迅速提高，青年踊跃参军，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保障。
然而，运动中也难免出现偏差，特别是在“复查斗争”阶段。工作组要求地主交出可能反攻倒算的“变天账”，交不出者，轻则被扫地出门，重则遭打伤甚至打死。不幸，爷爷在复查斗争中被关押起来。我们家确实没有所谓的“变天账”，爷爷自然无法交出，处境岌岌可危。听闻周边村庄已有不少地主因此遭难，奶奶心急如焚，让年仅15岁的大伯冒着漫天大雪，徒步赶往北门口寻找杜学梦。
杜学梦是爷爷的外甥，时任大名县四区区长。见到风雪中赶来的大伯（大伯名宪章），他大吃一惊：“宪章？下这么大雪跑来，家里出啥事了？”得知舅舅被关押，杜学梦二话不说，挎上盒子枪，翻身上马，直奔马村。见到工作组和村干部，他态度坚决：“我舅是共产党、八路军公认的抗战功臣，和一般地主不同！必须立刻放人！”工作组和村干部深知杜学梦的身份及其与爷爷的甥舅情谊（他从小在我家读书长大），拗不过这位区长，只得放人。爷爷由此躲过一劫。
临行前，杜学梦仍不放心，叮嘱爷爷：“群众运动有时容易失控，农民闹起来可能无法无天。舅舅，您最好先到外面避避风头，等形势好转再回来。”后来，杜学梦随军南下，文革前已在中宣部工作，官至正厅局级。文革中他被打倒，下放至湖南湘西张家界某劳改场，九死一生。文革结束后回到中宣部，担任了几年副部级顾问后便溘然长逝。1980年，杜学梦回邯郸探亲，时任市委书记岳岐峰（也是大名老乡）亲自接见，并询问他在邯郸有何亲戚。杜学梦提及妹夫薛宗周及两位表弟马宪章（我大伯）、马宪斌（我父亲），说二十多年未见，不知是否还在邯郸。岳岐峰当即表示：“这三个人我都知道，都在邯郸！马宪斌就在我楼上办公，我马上派人通知！”次日，父亲、大伯、薛宗周夫妇在邯郸一招与杜学梦重逢。据父亲回忆，四人相见，百感交集，抱头痛哭。薛宗周时任邯郸矿务局组织部长，是行政16级老干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受尽磨难，平反后已伤病缠身，无法工作。
文革期间，薛宗周曾听说李大磊在邯郸，便托大伯向李将军反映自己的冤屈。大伯见到李大磊提及此事，李将军双目圆睁，肯定地说：“薛宗周是我们大名抗日四大队的情报站长（后称锄奸队）！知道这身份的人极少！他的工作是特工性质，直接打入日伪内部获取情报，只向解蕴山同志和我单线汇报！他们的任务就是与日伪汉奸周旋打交道，绝不可能是叛徒！若真是叛徒，我和解蕴山早就牺牲了！”李将军叹息道，文革时期，像他这样因特工身份被打成“叛徒”的同志太多了。他嘱咐大伯：“我现在不能见他。只要有人咬他，组织就会介入。他若坚决不承认，还有希望；一旦‘承认’，麻烦更大。必须相信组织，找谁都没用。”大伯将话带回。后来在我爷爷的追悼会上，李大磊一眼认出了薛宗周，两人双手紧握，久久不放。
话说回爷爷。土改复查时，爷爷带着孩子逃难至邯郸。杨桥一带的地主，许多都逃到了这里。我大姑父也带着孩子在此避难。当时父亲才十岁，在邯郸南关口（现康德商场附近）卖馒头；大姑的儿子李醒章（李大磊的亲侄子，当时与李将军完全失联）则在同处卖花生仁。李醒章虽年长父亲三岁，却是父亲的亲外甥。两家同遭劫难，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重逢，悲喜交加，同病相怜，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情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的日子在建国初期逐渐好转。大伯从保定师专毕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父亲于1955年被重庆陆军军官学校录取；爷爷则被河北省中兽医学校聘为讲师。当时，这所学校是中国唯一的中兽医专门学府（大学里只有引进的西方“动物学”），被誉为“中国兽医的黄埔军校”，声名远播。它不仅是全国兽医名医交流经验、讲学的中心，更是培养兽医后备人才的重要基地。爷爷在那里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与尊敬。
我幼时曾见过爷爷在省中兽医学校讲学的照片。那时他已年过花甲，思乡之情日浓，更忧心客死异乡，无法落叶归根。于是，他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恳请告老还乡。因其医术是经省里层层考核选拔出的名医，上级起初并未批准。组织上为照顾他，将其组织关系转至离家较近的邯郸专区畜牧局中兽医研究所。然而，爷爷在邯郸工作不久，对老家的牵挂与不放心再次涌上心头，同时也忆起土改复查时在邯郸避难的艰难岁月。当时从邯郸回大名尚无公共汽车，交通极其不便，全靠步行，需十几个小时。这对年逾六旬的老人而言不堪重负，且途中安全难保。爷爷只得再次恳切请辞。畜牧局领导再三挽留无果，最终派了两位年轻干事——张再坤和孔祥明，一路护送爷爷回到了大名老家。
1978年，爷爷住在我家。一天，他对我提起当年护送他回乡的两位干事，嘱我去邯郸畜牧局打听他们的下落，他想见见恩人。他始终铭记，回大名的归途中突降鹅毛大雪，若非两位年轻人照应，他恐怕真会命丧半道。我依嘱前往邯郸地区畜牧局打听。恰逢局里有位大名籍同学当打字员，一问得知：张再坤已是十三级的局长（一把手），孔祥明则任中兽医研究所所长。我回来告知，爷爷欣喜万分，催我尽快带他去见。我专门请假，从环保局后勤处借了辆三轮车，载着爷爷前往邯郸地球畜牧局。
机缘巧合，我们抵达时，张再坤局长刚开完会，在办公室门口一眼认出了爷爷，惊喜万分：“这不是马先生吗？快请进！”张局长感慨道：“您走后，大家都很想念您！今年有85岁了吧？咱们二十多年没见了！”他立即电话通知了孔祥明。孔所长很快赶来，同样激动不已，紧挨爷爷坐下，握着他的手嘘寒问暖。彼时的孔祥明也已五十多岁，头顶微秃。他坦言从爷爷处学到不少真本事，算得上是爷爷的学生，如今才得以担任所长。张局长年约六旬。三人畅叙旧情。爷爷耳背，戴着助听器也需我“翻译”。在局长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后，见张局长不时接电话公务繁忙，爷爷便起身告辞。张局长欲派车相送，我告知是骑三轮来的，婉言谢绝。张局长和孔所长一直将我们送至大门口，目送三轮车远去，挥手久久伫立。这次会面，终于了却了爷爷积压心头多年的一个小小心愿。
爷爷回乡不久，国家便下文要求各县区建立兽医院，各乡镇设立兽医站。大名县领导亲自出面，邀请爷爷负责筹建县兽医院，并在城里黄小街批给一座四合院及附带几亩地的庄园，用作拴马桩、头驸槽、溜马场以及铲马掌、打铁掌的场地。（这其中也离不开邯郸地区畜牧局的推荐）。爷爷觉得县城离马村不远，便应承下来，担任了县兽医院筹备组主任（后称院长）。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严格培训、选拔、考核兽医人员，强调“不合格者不得行医，须有真才实学，绝不可骗钱”。经爷爷悉心培训和严格考核，最终留在县兽医院的，都是精通《牛马经》、医术过硬的学生。他们绝对服从爷爷的领导。其余合格者，则被分配到各乡镇兽医站。留院的骨干兽医有王香玉、黄国志、要瑞等。要瑞的妻子懂财务，被爷爷聘用，担任司药和会计。南关几位铲马掌的好手，经爷爷同意，也在院中做临时工。
县里将兽医院定性为“自收自支”的集体单位，适当减免房租税费。爷爷作为名医兼众兽医的老师，工资略高于他人。文革前，兽医院效益颇佳，爷爷月薪能达90多元。院内收到的锦旗、匾额不计其数。但爷爷看诊的大牲口多，开的药方（处方）却相对精简，个人收益反而不及黄国志等人。会计要瑞媳妇每月向爷爷汇报财务时，曾委婉提及：“您的处方太小，黄国志、王香玉他们有点意见，希望您能开大些，多挣点。”爷爷正色道：“我的处方不小，是他们的处方开得太大，有骗钱之嫌。”他可能还批评了他们：“莫为蝇头小利毁了名声，乱来会砸了兽医院的招牌！”此言一出，黄国志等人顿生不快。他们觉得开大处方才能多赚钱，便与爷爷“商量”：请爷爷少看大牲口，多看小猪小羊。爷爷未应允，但为避免内部矛盾激化，也并未与他们争抢大牲口的诊务。此后，爷爷看大牲口渐少，黄国志等人接手渐多。
然而，医术不精终酿祸事。黄国志将某生产队一匹价值近三百元的大马治死了！这笔钱在当时近乎一个生产队全年的集体收入。马死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更严重影响了生产队的农活和粮食收成。生产队群情激愤，派人来兽医院闹事索赔。院规明确：“谁看的牲口谁负责”。黄国志本应承担赔偿，他却借口“老家有急事”，骑上自行车溜之大吉，将烂摊子丢给医院。不赔钱，对方不肯罢休，甚至扬言要告到县里。爷爷担心事态扩大损害医院声誉，便出面调解。他向对方解释院规：若牲口连吃三付药不见效，医生须明确告知——要么下“病危通知”表示无能为力，要么建议另请高明。若明知不可为而生产队仍愿花钱尝试，出了事医生可免责。但黄国志并未履行此规，反而一味强调“多吃好药就能治好”。生产队本不信牲口会死，自然怀疑药方有问题。爷爷细察病历，也觉蹊跷。他提出将黄国志当月70多元工资作为赔偿，对方嫌少不依。眼看僵持下去对医院极为不利，爷爷让会计司药调出处方查看。爷爷一看便知是药量过大，王香玉、要瑞等人看后也认同。三人商议后，决定从兽医院公账中给予适当赔偿，并扣发黄国志当月工资及年终奖。对方拿到赔款后离去，风波暂息。
但黄国志从此对爷爷怀恨在心。文革风暴一起，他便跳出来指控：“马某某解放前是地主老财，靠剥削过活！现在还拿高工资当院长，不行！必须取消！”县畜牧局的造反派也支持他“造反”。爷爷很快被“靠边站”：会计不再汇报财务，工资被削减，院长待遇取消。势单力薄，爷爷无力抗争，看大牲口的机会更少了，常被派去出诊看小猪小羊。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爷爷的宿舍被盗！祖传的兽医秘方、数十年积累的教学笔记、珍藏的古典名著等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爷爷默默垂泪。他悲愤交加：“这是要我的老命啊！”爷爷没有报案。他心里清楚是谁所为（一个曾多次恳求拜师学艺、尤其觊觎祖传秘方而被爷爷以“文化低、年纪大”为由拒绝的铲马掌临时工），但恐报案后自身更危险，只能忍下这份委屈。
那段混乱岁月，邯郸方面还常有人来找爷爷搞“外调”，调查邯郸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芬“叛徒”问题。专案组几次逼问爷爷：“马芬抗战时期是否进过日本人炮楼？你要出证明！”爷爷回答：“不知道。”对方威胁：“不要包庇坏人！”爷爷依然斩钉截铁：“我不知道这事！”坚决不肯作伪证。马芬平反后对此深为感动。爷爷后来告诉家人：“那个所谓进炮楼的时间点，我和马芬正在杨桥饭馆吃饭，他怎么可能分身去炮楼？就是有人硬要诬陷他。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闹！好人被害的太多了！”
1970年，李大磊将军回大名探亲，点名第一个要见的就是爷爷。他抵达东街县招待所后未作休息，便对县领导说：“我要亲自登门拜访马先生！”在县领导陪同下，李将军从满洲街步行至黄小街兽医院。不巧，爷爷出诊未归，未能相见。县里随后通知了我父母。爷爷回院得知后，立即带领全家赶往县招待所。陪同李将军前来的还有邯郸地委书记周吉福。李将军向周书记介绍：“马先生是我们大名的名医，抗战时期对八路军贡献卓著。”周吉福书记体胖行动不便，却非常和蔼地给我们全家递苹果。这次会面后，爷爷在兽医院的处境明显改善，再无人敢对他恶语相向。
1971年，我第一次来邯郸，住在表哥李醒章（李大磊亲侄子）家。表哥也向我讲述了李大磊与我们家的渊源。他每周日都去探望“大磊大爷”。我住下的第三个周日，表哥表嫂便带我去了李将军住处，玩了半天，也见到了他的两个女儿。临别时，李将军特意让女儿们送我们到大门口。
文革后期，爷爷处境虽有改善，但年近八旬，独居单身宿舍。一旦夜间感冒发烧，身边无人照料，令老人心生恐惧。1972年，爷爷已79岁高龄，他希望我晚上能去兽医院陪宿。第一次同住，他还嫌弃我脚臭，命令“不洗脚不准上床”。见他床头放着夜壶，我猜想他是怕起夜摔倒，更深切感受到老人晚景的孤寂。
1973年冬夜，我照例去陪爷爷。他脱衣后，让我看他身上腿上多处青紫的硬伤，触目惊心。我惊问：“爷爷，您这是怎么了？”他叹道：“今天出诊去牛粪滩，给人家一头老母猪看病打针。回来路上，下起了雪加冰糁，路滑难行，摔了好几跤，差点就交代在半道上了！”我心疼地埋怨：“天不好改天去不行吗？”爷爷正色道：“那猪是怀了崽的海棠大母猪！肚子都快拖地了！这节骨眼上生病，不及时用药，母猪带一肚子猪仔全得死光！死猪没人要，一家人就指望这窝猪仔过个好年呐！我咋能不去？”
为了老百姓能过个安心年，八十高龄的爷爷，甘冒生命危险，顶风冒雪去抢救一头老母猪！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那一夜，我辗转难眠，思绪万千。后来我终于想明白：若一个人从未遇见过真正的好人，他或许永远无法想象好人的模样；坏人，也永远无法理解好人的心有多善，情有多真。爷爷，您太了不起了！您永远是我人生路上仰望的楷模！
尊敬的亲朋故旧们，如果您曾有幸认识、了解我的爷爷马先生，那么恭喜您，您确是一位福星高照之人。能与这样一位仁心厚德、历经沧桑而本色不改的长者结缘，是生命赐予的莫大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