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透过一花可以看世界,透过一刀亦可以看民族
本书从民族性格和文化的角度揭示战后日本快速崛起的真正原因。
看这本书要跳出民族立场才能全面认识日本,在极端情况下保持客观态度。
日本人的性情和行为方式是机器矛盾的,他们既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战争中的日本人
等级制,战时的日本急于向世界输出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而且,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日本人看来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消除,日本才是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的国家。
日本战时推行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当老板姓在冬天的防空洞里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体操,并宣称这一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还可以代替当时极为匮乏的为维持百姓正常体力所必需的粮食。粮食越是匮乏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这也就意味着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
在遇到种种困境时,诸如城市的空袭、塞班岛的溃败、菲律宾的失守等,日本政府对老百姓所做的解释也是千篇一律的“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一切早在预料之中”。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广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来了。但是,这是在我们飞机制造者的预料之中的,对此我们已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丝毫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主动期求来的,绝不是被动来临的、别人强加给我们的。
对天皇的态度,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间,天皇一直是并无实权的傀儡首领,民众所尽忠的是那些直接统领他们的君主,诸如“大名”,以及位于其上的军事大元帅,即将军。天皇在老百姓的记忆中知识模模糊糊、默默无闻的。但是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在言辞上侮辱、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更能激起他们的士气了。日本人是不会把对天皇的攻击看做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的。他们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就是只有一支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斗。同样只要天皇命令停止战斗,他们也会服从。
日本战时救助,在战争中,日军既没有设置一个受过专门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就救助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配备系统的医疗设施,诸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如果遇到某些紧急状况,他们干脆杀死伤病患者。
日本表现的最极端的是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毫无希望时便会向敌军投降,不会因此蒙辱,对此日本人的看法则不同,荣誉就是拼战至死。
最喜剧性的一点就是日本士兵被俘后居然能与盟军合作。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人把等级制看做是正当的,像呼吸一样自然。日本“敬语”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他们所有这些动作都有相吸的规矩和惯例,在行使礼仪上不仅要考虑等级差别,还要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等等。
在日本,“孝道”只局限于有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成员们“各安其分”,长者证实隐退之前,成员对他必须严格服从。父亲是一家之长,用餐时第一个举筷,沐浴时也是他先入浴,全家人都要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即可。在日本有一个谜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为什么如同和尚要求蓄发一样?”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得到。”长子要留在家中,次子和三子可以到外面的广阔天地中,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多的收入。
日本妇女的地位比丈夫低,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她们享有的权利也次于男性,她们的世界的主体由礼仪和家政为主,即使进行智力训练,目的一也在于成为男性的点缀。
明治维新
1868年,倒幕派取得胜利,废除了将军,使天皇处于社会阶段金字塔的顶端,简化了等级制度。明治政治家们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得其所”的义务。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只管辖一种宗教——神道,日本人认为国家神道不是宗教,并不要求所有人信奉,信奉神道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而已。在构建社会秩序时,日本人常常考虑到等级制度。一旦逾越其职责范围,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将被惩罚。他们只有把等级制度看做是合法的才感到安全。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如果他不是从上辈、上级或者从同辈那里受恩的,那就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皇恩是第一位的和最大的恩情,表示无限忠诚的意义。他们也接受父母的恩泽,正是这样,父母才有权支配子女。对老师和主人,日本人也怀有特殊之恩,他们对自己有恩,将来在他们有困难时,要答应他们的要求或者要特别照顾他们身后的亲属。并且时间不会把这种恩情冲淡,它甚至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重,像是一种利息。他们不喜欢随随便便受人恩惠,而欠人情。日本无公开募捐或在马路上摔倒有人扶。
报恩于万一
“恩”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紧如张弦的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确是善行。所有给予过自己恩情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义务发生于主动偿还的立场。忠——对天皇、法律和国家的义务;孝——对父母以及祖先的义务;任务——对自己的工作的义务。
年轻人伴随着婚姻就有了沉重的孝道义务,除少数摩登人物外,一般良家子弟都是父母通过媒人来挑选婚姻的对象,善良的儿子是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的。如果婆婆不喜欢媳妇,即使儿子和媳妇关系很好,婚姻关系也可能触礁。
情义最难接受
“情义”分为两类:一类为对社会的情义,即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为对名誉的情义,即维护名誉使其不受玷污的责任。
洗刷污名
报复与自杀,以及这两个极端方式中的很多方式,都是日本人维护荣誉所采取的手段。只要一个人遵守“情义”、洗刷污名,就绝不能说他犯有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清旧账罢了。例如《四十七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