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六月，两场冰雹过境彭阳，红梅杏被打得七零八落。城阳乡杨塬村的果农蹲在杏园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也是在今年，残雪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最前列。
这两件事，一个在地里，一个在天上，看似不相干。但有人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杨治军，彭阳乡镇派出所民警，年过半百。二十多年基层工作，二十个除夕在单位过。没有上下班的概念，警情来了出警，纠纷来了调解，有空便开着车到村子里、山塬上、沟坡中走走转转，也算是巡逻。巡逻之余，喝茶，看书，写字。今年秋天，他读了残雪，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阅读札记。
这不是一篇“作家谈作家”的评论。杨治军不是作家，他是一个“工作之余读书写字”的普通读者。但他写出了很多专业评论家写不出的东西。他把残雪的“黄泥街”和彭阳的“塬”、残雪的“抽屉”和他“永生永世清理不好”的抽屉、残雪的“复仇”和派出所里那句“命嘛，摊上了”焊接在了一起。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之间”——在塬上与沟里之间，在巡逻与写作之间，在陕青与龙井之间。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五十岁才开始认真读书写作的人，对文学的虔诚；有一个基层民警，对土地的凝视；有一个彭阳人，对故乡的深情。他让我们看到：写作不是“疗愈”，不是“升华”，写作是“种”。种得很慢，种得很笨。种子可能不发芽。但种下去就好。
残雪会不会得诺奖，我们不知道。但杨治军种下了他的种子。在彭阳的塬上，在红梅杏的香气里，在龙井和陕青交替的茶汤中。这粒种子可能不发芽。但种下去了。
本期特别推荐杨治军的《在残雪的暗夜里，做一个清醒的梦游者》，并配发特约书评《在“之间”种下一粒种子》。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自己的“塬上”，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沟”。
——《彭阳红梅杏文学》编辑部
【正文】
在残雪的暗夜里，做一个清醒的梦游者
——残雪阅读札记
作者：杨治军
一
我得承认，第一次读残雪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下午。
黄土高原的秋日，阳光从平房的窗格里斜进来，落在办公桌上摊开的笔记本上。彭阳的农村，早就不住窑洞了。砖木结构的平房，红瓦双坡屋顶，水泥抹的墙面，住着踏实。我泡了一杯龙井，茶汤杏绿清亮，是朋友从杭州带来的，和自己喝惯的陕青不一样。陕青苦中含香，有股晒太阳的土味；龙井淡雅清甜，像是隔了一层什么。我摊开《黄泥街》，然后我的下午就毁了。毁了，但是毁得好。
我像一个在塬上走惯了的人，忽然一脚踩进了地缝里。四下是雾，雾里有声音，有影子，有人在走动，但你看不清脸。伸出手，抓住的是一把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空气。残雪的文字就有这种质地：不是读进眼睛里的，是吸进肺里的。粘稠，微凉，带着一种让人不安的甜腥。
黄泥街总是脏兮兮的，天上终年落下黑色灰屑，连雨水都是灰色的。居民大多患有烂红眼、常年咳嗽，大热天穿棉袄，做着荒诞的白日梦。那条街上的水果一上市就烂了，不管是苹果、梨子还是桃子，像中了诅咒，人们习惯了吃烂掉的水果。我想起彭阳塬上的红梅杏。今年六月两场强冰雹过境，果子被打得七零八落，表皮上全是冰雹撞击的疤痕，品相大损。城阳乡杨塬村的种植大户欧秉学蹲在自家杏园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半晌，才长长地叹了口气。烂，是黄土高原和残雪笔下共同的语言。只是残雪的烂是梦里的，彭阳的烂是地里的。
汪曾祺先生写高邮的咸鸭蛋，写昆明的菌子，读来是清亮的、透气的。他信任这个世界，信任食物和花朵，信任人心里那点温和的东西。他的文字像一碗晾温了的绿豆汤。我爱汪老，爱他那种“外婆家的后园”式的笃定。
但残雪不是。残雪的地里不长绿豆。她种的是不知名的、带刺的、在暗处发出幽蓝色光泽的东西。你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你确信它们扎人。
《黄泥街》里的人，活得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猫。江水英的男人什么都抓，一只鸟，一条蛇，一只小猪，见什么抓什么，抓回来就扔进笼子关起，关到饿死为止。那只猫在夜里抓门，整整抓了一夜，凄惨的叫声毛骨悚然。你读着读着，忽然发现自己也在这个笼子边上站着，手里也攥着一根绳子，不知道该把谁关进去。
然后我回到办公桌前，翻到折角的那一页，继续读下去。窗外的塬在午后的光里静默着，沟壑的褶皱像是大地自己的抽屉，里面藏着什么，没有人完全清理得清楚。
二
《山上的小屋》是我读的第二篇。很短。短得像一根针。但扎进去之后，那个针眼一直在那。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
就这么两句话。一个世界就立起来了。那个叙述者在夜里听见小屋里的呻吟，听见有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而白天，一切如常。母亲朝她做出“虚伪的笑容”，父亲用“一只熟悉的狼眼”盯她，小妹左边那只眼变成了绿色。一家人吃饭，喝汤，稀里哗啦地响，谁也没听到她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
我读这篇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在彭阳的乡镇派出所工作，除了休息回县城，在单位几乎没有上下班。有空便开着警车或自己的车，到村子里、山塬上、沟坡中走走转转，也算是巡逻。彭阳的塬上，沟壑纵横。小时候我跟着大人去沟里砍柴，走到某一条沟的深处，会看见一些废弃的窑洞。门窗早就没有了，黑洞洞的洞口对着天空。大人说那是“以前人住过的”，就这一句，再不多说。但我总觉得那些窑洞里还住着什么。不是鬼，不是动物，就是一种“存在”。我趴在洞口往里看，什么都看不到。但我知道它在。
后来我长大了，那条沟也很少去了，这件事就忘了。读《山上的小屋》的时候，那个洞口忽然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它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躲进了某个抽屉里，而残雪有那根钥匙。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妈妈说。这句话钉在我心上。我五十岁了，也有一个“永生永世清理不好”的抽屉。里面装着没有写完的句子，没有读完的书，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有那些在彭阳塬上被风刮走的、再也找不回来的下午。那个“看”的动作——趴在洞口往里看——后来变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巡逻的时候看，走访的时候看，坐在办公室里看窗外的塬。看来看去，总有些东西是看不清的。但你知道它在。
残雪说：“我每天有段时间离开人间，下降到黑暗的王国去历险，我在那里看见异物，妙不可言的异物。”一个写作者，到底应该站在什么地方说话？
汪曾祺站在厨房里说话。苇岸站在田埂上说话。刘亮程站在村口说话。傅菲站在枫林村的茶园里说话。
残雪站在哪里？
我想，她站在那条沟的深处。站在窑洞的洞口。站在你不太想去的地方。她冲你招手。你犹豫。但你还是去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洞口里藏着一些真的东西。一些你在塬上的阳光下看不见的东西。
三
聂茂在《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中称残雪为“永不疲惫的艺术复仇者”。复仇。向谁复仇？
向温吞吞的现实复仇。向那种把“苦”当作“命”的文化复仇。向所有把精神停留在表面的人复仇。
我在彭阳活了五十年，见过太多人把“苦”当作“命”。旱年来了，认了。雹子打了，认了。红梅杏烂在地里，也认了。人跟人之间那些说不清的龃龉，也认了。“命嘛。”他们说。我从前也跟着说。“命嘛。”
但残雪的“复仇”，恰恰是向这种“认命”复仇。她的方式，是把苦写成荒诞，把命写成裂缝。《黄泥街》里，区长用游标卡尺量那条裂缝，移来移去，总量不好。“不像是人挖的。”他用力眨着灰白的眼珠。游标卡尺是理性的极致工具，裂缝是荒诞的物理呈现。用最精确的工具丈量最不可测的东西——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认命”的拒绝。你没法再“认”了，因为那裂缝就在你眼前，用游标卡尺量着，量不好。
我在派出所值班，半夜有人敲门。是两口子打架，为的是一笔说不清的账。我调解完了，男人临走时嘟囔了一句：“命嘛，摊上了。”我回到值班室，翻开残雪。那一刻我知道，残雪在向什么复仇。她向那句“命嘛”复仇。她向那个男人转身时低下的头复仇。她向所有把裂缝咽进肚子里的人复仇。
残雪说：“我的哲学观与文学观近年又发展了。精神自传是我过去提出来的，现在我将这种提法改为生命历程，即灵肉合一的自传。”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喝一杯冷掉的龙井。茶凉了，杏绿的汤色变得浑浊，但回甘还在。
“灵肉合一的自传”。这几个字放在一起，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我想起傅菲在谈《人间珍贵》时说的一句话：“今天的‘我’，是以往所有‘我’的总和。”傅菲写的是村庄里的人，是唱串堂的乐师、挖藕人、打井师傅。他们平凡，一辈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傅菲说，他们的生命“普耀生辉”。傅菲的写作是向外的。他走出书房，走到田野里去，走到那些人中间去。他的诚实，是面对土地和人民的诚实。
残雪的写作是向内的。她走回到自己的内部，走到那些连自己都害怕的地方去。她不发现世界，她创造世界。用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把内心的风景撕开给你看。
我在彭阳活了五十年，见过的世界是具体的：土地、庄稼、雨水、旱灾、人情。我以为“向外”的写作就是我的路。但残雪让我知道，还有一种“向内”的路。那条路更黑，更窄，更孤独。但那条路上有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傅菲有村庄，有那些鲜活的人，有那些唱腔和茶歌。残雪只有她自己。她一个人深入地心，在黑暗里摸索，然后把看到的、感受到的、恐惧的、迷醉的一切，用文字带上来。
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力气，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跟自己较劲？
四
整理残雪的语录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她的一些话，单独拎出来，像钉子一样钉在纸上。
她说：“有理性才有幻想，没有理性也没有幻想。理性与幻想的统一是人性的基本结构。”
一般人以为幻想是理性的反面。但残雪说不是。她说理性是幻想的土壤，幻想是从理性里“反弹”出来的。这个“反弹”用得极妙。它意味着一种张力，一种蓄积。
《山上的小屋》里，叙述者“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清理”是理性的、日常的、秩序化的动作。但清理的对象是“抽屉”，而抽屉里装着死蚊子、死蜻蜓，装着永远丢不掉的东西。“清理”和“清理不好”之间的张力，就是理性与幻想的张力。“每天”是理性的、重复的、习惯性的，“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是荒诞的、宿命的、无法完成的。残雪把“每天”和“永生永世”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这就是她的方法。她不是先写一个理性的世界，然后加上荒诞的调料。她是在一个句子里，让日常和荒诞同时发生。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突兀，因为“每天清理抽屉”这件事本身太正常了。但读完之后你才发现，正常的事情被“永生永世”四个字彻底改变了。“清理抽屉”变成了“重建秩序”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注定失败。你每天做着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但你必须做。不做，你就不是你了。
她又说：“所谓才能，说到底，不就是将人性中的那些本能坚持到底吗？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可是能正常发挥的人却是那么少。”
“坚持到底”。这几个字有重量。
我在派出所工作了二十多年，有二十个除夕是在单位过的。基层派出所没有上下班的概念，警情来了就出警，纠纷来了就调解，有时间就开着车到村子里转转，看看有没有异常，也看看那些熟悉的塬、熟悉的沟。我五十岁开始认真读书写作。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年纪谈“坚持”有些可笑。但残雪让我觉得不可笑。一个写了四十多年的人，还在说“坚持”。我有什么资格说晚了？
她还说：“纯文学边缘化是好事，让真正的作家静下心来，深入探索。”
我在彭阳的乡镇派出所上班，下班后读书写字。没有人要求我写，也没有人等着读。这大概就是一种“边缘化”。但残雪说这是好事。我信她。
五
我是一个写作者，不是评论家。我的任务不是分析残雪，而是从她那里偷一点东西。
第一件事：勇敢地不解释。
残雪的文字从不解释自己。她不告诉你那个山上的小屋里关着谁，不告诉你黄泥街上的人为什么那样活着。她只是把东西放在那里。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害怕，那是你的事。
我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总怕读者看不懂，总想在某一段后面加上一句“这是因为他……”读了残雪之后，我把那些句子都删了。你解释你的意象，就是侮辱你的意象。
第二件事：用身体去写。
残雪说“灵肉合一的自传”。这意味着，写作不只是大脑的产物。你的胃在收缩，你的后颈在发麻，你的手指在发凉——这些都是写作的一部分。残雪的文字里有身体的记忆。潮湿的、冰冷的、压迫的、窒息的。《黄泥街》里的房子在下沉，门框平着人的头，人只能弯着腰进出。这种压迫感是身体的，不是概念的。
我在彭阳的塬上长大，黄土的干渴、北风的割脸、冬天平房里炉子灭掉之后被窝里那点散不去的寒气——这些都在我的身体里。还有那些巡逻的夜晚，开着车在塬上的土路上颠簸，车灯照着前面的沟壑，照着路边突然蹿出来的野兔，照着远处零星的灯火。这些都在我的身体里。我以前不觉得这些能写。现在我知道，主题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
第三件事：找到自己的“沟”。
残雪有她的黄泥街，刘亮程有他的菜籽沟村，苇岸有他的田野，傅菲有他的枫林村。每个写作者都需要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但一定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根”。你在那里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的那条沟在哪里？在彭阳。在我小时候砍柴走过的那条沟里，在那个黑洞洞的窑洞口。也在我现在巡逻时路过的那些沟坡中，在那些我走访过的农户家里，在那些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的老人脸上。我还没有完全找到它。但残雪让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定在某个暗处。不在阳光下，不在掌声里。它在你的恐惧里，在你的羞耻里，在你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时想的那些事里。
六
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比作一个花园，残雪种的是一种奇怪的植物。
汪曾祺的花园里，种的是晚饭花、紫穗槐、报春花。你可以在路边随手摘一朵，别在耳朵后面，然后继续走路。苇岸的花园里，种的是麦子、胡蜂、蚂蚁。你蹲下来看半天，才发现它的精妙之处。刘亮程的花园，种的是玉米、白杨、遍地的野草。但那些植物会说话。傅菲的花园里，种的是茶、是藕、是灯笼草。它们带着汗味，也带着温度。
而残雪的花园，种的东西你叫不出名字。它们不开花，或者开的花是在夜里开的。它们的叶子是暗绿色的，背面有绒毛，碰上去有一种奇怪的触感。你不想承认，但你被它们吸引了。
我五十岁才开始读书写作，像一个迟到的园丁。我站在这些花园的门口，手里没有工具，口袋里只有几粒不知道能不能发芽的种子。汪曾祺的花园让我觉得温暖，刘亮程的花园让我觉得亲切，傅菲的花园让我觉得熟悉。但残雪的花园，让我觉得不安。
然而正是这种不安，让我想走进去。
残雪说：“中国文化里缺乏精神的东西，人的精神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不会自我批判。”她想要做的，是把那种“深而又深”的精神，种进这片土地里。彭阳的黄土是深厚的，但它的深处埋着的是什么？是祖先的骨头，是旱年的绝望，是那些在窑洞里度过的一生。这些，我以前不敢写。现在我想试试。
七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夕，残雪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赔率榜的最前列。
据多家博彩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开奖前几天，残雪以10：1的赔率位居榜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4：1紧随其后，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穆南、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也在前列。这已经是她连续多年出现在这份榜单的前列了。2019年她第一次领跑赔率榜，最终获奖的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2025年，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奖，他的风格被瑞典学院描述为“在中欧传统中从卡夫卡到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伟大史诗写作，以荒诞主义和怪诞夸张为特征”。
一个写“卡夫卡式”荒诞的作家，得奖了。而残雪，那个同样被贴上“中国的卡夫卡”标签的人，又一次在赔率榜上等待。
赔率榜上的数字会变，博彩公司的名单会换。文学网站Literary Hub执行主编艾米莉·坦普尔甚至直言：“村上春树、品钦和阿特伍德（的赔率）都太高了，他们永远不会拿奖的。”赔率是市场的猜测，不是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的投票。但残雪连续多年领跑，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她的位置是稳定的。
残雪自己对此看得很淡。她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最崇敬的这两个作家都到死也没有得到诺奖。因为他们的作品之前太小众，但是他们的影响比有些得奖的作家还要大。”她还说过一句更狠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个以通俗作品为主的文学奖罢了，含金量很低吧。”
这话里有倔强，也有清醒。
2025年2月，残雪推出了全新小说集《迷宫》，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022年至2024年间在西双版纳创作的5篇短篇小说，以及她首次尝试改编的四幕歌剧《陨石山》。残雪自评这部集子“超越了四十年来所有短篇小说”。
《迷宫》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书评人戴蓉在《南方日报》上写道：“迷宫指的是充满复杂通道，进入后很难找到出口或到达中心道路的建筑物，常用来比喻复杂艰深的问题或难以捉摸的局面。”书中的人物“习惯了兜兜转转，有的甚至乐于迷路”。《苍姨的蜘蛛湾》里的苍姨，“天一黑就往里面钻，一钻进去就迷路。迷过一次路之后苍姨就发现她其实并不害怕迷路，她甚至——喜欢迷路”。
迷路。残雪写了一辈子“迷路”的人。黄泥街上的人走不出去，山上的小屋里的人找不到出口，苍姨在蜘蛛湾里迷了路却“乐于迷路”。而我在彭阳的塬上巡逻，开着车在沟壑之间转来转去，有时候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自己走到哪条沟里了。但我不着急，因为每一条沟都有出口，每一条沟都通向一个塬。
一个作家的价值，不靠斯德哥尔摩的一纸通知来证明。残雪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耶鲁大学出版社社长约翰·唐纳蒂契在谈到与残雪的文学交流时强调了她的“宇宙视野”。苏珊·桑塔格说：“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
如果她得了，是诺奖的荣幸。如果她没有得，是诺奖的遗憾。
我期待她得。但我更期待的是，无论得不得，她还在写。
八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
残雪的写作，其实是一种“反哺”。她在中国长大，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然后用最不像“中国故事”的方式，写出了最深处的中国。外国人读她，看到的是卡夫卡式的荒诞，是贝克特式的等待。但中国人读她，看到的是黄泥街上的雨，是山上的小屋里的呻吟，是那些我们熟悉却不敢直视的东西。
但残雪的意义不在斯德哥尔摩，在西双版纳；不在赔率榜，在蜘蛛湾。她的“反哺”不在题材，在方法。残雪说：“有理性才有幻想，没有理性也没有幻想。”她的“理性”不是学院里的逻辑，而是从生活里磨出来的那种清醒。她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但她不写世界本来的样子，她写世界在她心里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反哺”——她把中国经验用最不像中国的方式写出来了，然后世界认出了它。
黄泥街上的雨是灰色的，连水果都是烂的，但黄泥街人从来没有想过要走出黄泥街。不是不能走，是不知道走出去之后还能往哪走。这种困境，彭阳塬上的人懂。旱年的时候，沟里的水干了，你看着裂缝一天天变宽，但你哪儿也去不了。你的根在这条沟里。走不了。就像那些被冰雹砸烂的红梅杏，果子还在树上，但已经卖不出去了，果农蹲在杏园里，看着那些满身疤痕的杏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除了等还能做什么。
这或许就是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原因。外面的人看到了花，里面的人还没闻到香。但花就是花。它开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看。
我在彭阳的塬上生活了五十年。我的文字里也有一个“中国”。但我的“中国”是具体的：是平房院子里那棵老杏树开花的味道，是麦收时镰刀割过秸秆的脆响，是冬天炉子烧起来之后屋子里那点暖意，是巡逻时路过村庄、看见炊烟升起来时心里忽然软一下的那种感觉。我以前觉得这些不够“文学”。读了残雪之后，我不这样想了。她让我知道，真正的“中国性”不在题材的表面，而在你感受世界的方式里。你站在塬上看沟壑，和残雪站在黄泥街上看裂缝，其实是同一种凝视。只是她比我更勇敢，看得更深，更久。
九
半百之年，爱上阅读，也爱上写作。
这话说出来，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像站在一条河的岸边，看着水已经流了很远，才想起来要下水。但水是不会等人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脚伸进去，让那条河从我的腿上流过。
我在乡镇派出所工作，二十多年的时间，大半是在塬上度过的。基层派出所没有上下班，警情来了出警，纠纷来了调解，更多的时候是开着车在辖区里转。转着转着，就转出了一些东西。你看见一户人家的院门开着，老人坐在门槛上剥玉米，你过去搭两句话，也算走访。你路过一片杏园，杏花开得正盛，你停下车看一会儿，也算巡逻。你沿着一条沟走到尽头，看见一个废弃的窑洞，洞口对着天，你站一会儿，什么也不想，也算工作。这些“转”，后来都变成了我的文字。
我下班之后的时间，用来喝茶，看书，写字。龙井是朋友送的，喝完了就换回陕青，陕青是彭阳人的茶，便宜，经泡，味道粗粝但踏实。我在办公室的桌上摊开书，窗外的塬在暮色里安静下去。有时候值夜班，没有警情，就坐在值班室里读几页残雪。警帽挂在椅背上，对讲机开着，随时可能响。但就在这“随时可能响”的安静里，我读进去了。残雪的文字帮我打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我以前不敢看的东西：那些在塬上被风刮走的下午，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在窑洞洞口看见却说不清是什么的“存在”。
那一眼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试着回忆。不是具体的画面，是一种感觉：窑洞的洞口像一个睁着的眼睛，里面的黑暗是湿的、凉的、有重量的。我趴在洞口看进去的时候，身后是塬上干燥的风，身前是洞里潮湿的静。两种东西同时压着我，一冷一热，一干一湿。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一种“之间”的感觉。你站在塬上，脚下是坚硬的黄土，面前是深渊般的洞口。你既不在塬上，也不在洞里。你在“之间”。残雪的文字就是把人放到“之间”去。
残雪让我知道，下水不分早晚。她小学毕业就失学了，做过铣工，做过装配工，做过赤脚医生。她写作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十岁。她的语言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是从生活的泥里长出来的。我的语言也是。彭阳的黄土给了我一种说话的节奏，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这种节奏和方式，以前只存在于我的日常里，存在于接警记录、调解笔录、巡逻日志里。现在我想让它进入我的文字。
我做不到残雪那样。我没有那个勇气深入自己的“黑暗王国”，看一眼就出来。但那一眼，已经让我写出了几首诗，几篇散文。那一眼，让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有路可以走。
汪曾祺让我懂得世界的温柔，那种温柔藏在一碗咸鸭蛋的油里，也藏在巡逻时路过农户家闻到的一缕炊烟里。苇岸让我懂得谦卑，那种谦卑是你蹲下来看一只蚂蚁搬家时的安静，也是你站在沟边看一棵杏树开花时的沉默。刘亮程让我懂得故乡的深度，那种深度是你走出村庄之后才知道的，也是你回到村庄之后才真正看见的。傅菲让我懂得普通人的光，那种光是蹲在杏园里的果农那声长长的叹息，也是调解完纠纷后那个男人转身离开时低下的头。而残雪，残雪让我懂得：一个写作者，有时候需要做一个清醒的梦游者。白天走路，夜里出发。在梦里，保持清醒。
十
十节。十全十美。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魔力。我不知道残雪会不会在某一年接到那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赔率榜上的数字会变，博彩公司的名单会换。也许明年，也许永远不会。
但我知道一件事：无论电话响不响，残雪都在写。她明天早上还会坐到书桌前，继续她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然后写。她还在迷宫里走，还在黄泥街上转。苍姨还在蜘蛛湾里迷路，米姨还在西双版纳的山路上随便挑一条路往下走。她们不着急找到出口。她们甚至乐于迷路。
如果诺奖的电话打来了，那是锦上添花。如果没打来，那也没什么。因为她的花园里，已经种了足够多的东西。那些东西在夜里开花，你不一定看得到。但它们开着。
我在彭阳的塬上，也在种自己的东西。种得很慢，种得很笨。种在巡逻的路上，种在值班室的深夜，种在龙井和陕青交替的茶汤里。种子可能不发芽。但残雪让我知道，种下去就好。至于能不能发芽，那是种子自己的事。
十全十美，不一定非要十。
有塬上那条沟里的一次凝视，就有了一切。
【作者简介】
杨治军，土生土长的宁夏彭阳人，乡镇派出所民警，年过半百。工作之余读书写字，以黄土高原的塬、沟、坡为根，以巡逻路上的所见所闻为养，以残雪式的凝视观照日常。深信写作不分早晚，种下去就好。
在“之间”种下一粒种子
——读杨治军《在残雪的暗夜里，做一个清醒的梦游者》
文／小样子
一个在黄土高原的塬上生活了五十年的人，一个在乡镇派出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基层民警，在五十岁的时候遇到了残雪。这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发现了一位伟大作家”的故事，也不是一个“作家在文本中寻找灵感”的故事。它是一个在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忽然在文字里发现了另一种“深入土地”的方式。
杨治军的这篇阅读札记，表面上是对残雪的解读，实际上是对自己写作位置的寻找。全文十节，从“不合时宜的下午”到“有塬上那条沟里的一次凝视，就有了一切”，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弧线：从震惊，到确认，到从容。十节的结构并非随意为之，它暗含了一种叙事逻辑——“入”“针”“仇”“理”“法”“园”“奖”“根”“路”“种”。从踩进地缝到种下种子，杨治军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确认，不是“我要成为残雪”，而是“我在用残雪的方式看世界”。
这篇文章最可贵的品质，是它的诚实。杨治军不是学者，不是评论家，他是一个“工作之余读书写字”的写作者。他的诚实首先体现在他承认自己的位置：“我是一个写作者，不是评论家。我的任务不是分析残雪，而是从她那里偷一点东西。”这个“偷”字用得极好，它不卑不亢，既承认了残雪的高度，也确认了自己的需要。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从另一个写作者那里“偷”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面对世界的方式。
他偷到的第一件事是“勇敢地不解释”。“你解释你的意象，就是侮辱你的意象。”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许多写作者一辈子跨不过去的坎。我们太怕读者看不懂，太想在文本中塞满解释性的句子。但残雪不解释。她不告诉你山上的小屋里关着谁，不告诉你黄泥街上的人为什么那样活着。她只是把东西放在那里。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害怕，那是你的事。
他偷到的第二件事是“用身体去写”。“黄土的干渴、北风的割脸、冬天平房里炉子灭掉之后被窝里那点散不去的寒气”——这些都在他的身体里。还有那些巡逻的夜晚，车灯照着前面的沟壑，照着路边突然蹿出来的野兔。这些也在他的身体里。以前他不觉得这些能写。现在他知道了，主题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这个“从身体里长出来”的判断，比任何关于“写什么”的理论都更准确。
他偷到的第三件事是“找到自己的沟”。残雪有她的黄泥街，刘亮程有他的菜籽沟村，苇岸有他的田野，傅菲有他的枫林村。杨治军也有他的沟，在彭阳，在他小时候砍柴走过的那条沟里，在那个黑洞洞的窑洞口。“我还没有完全找到它。但残雪让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定在某个暗处。不在阳光下，不在掌声里。它在你的恐惧里，在你的羞耻里，在你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时想的那些事里。”这段话是全文最诚实、也最有力的段落之一。它没有把“找到自己的沟”浪漫化，它承认了“还没有完全找到”。但这个“还没有”本身，就是写作的开始。
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那些“之间”的段落。窑洞的洞口与塬上之间，干燥与潮湿之间，明亮与黑暗之间，巡逻与写作之间，陕青与龙井之间。杨治军的写作位置不在任何一边，而在“之间”。“你站在塬上，脚下是坚硬的黄土，面前是深渊般的洞口。你既不在塬上，也不在洞里。你在‘之间’。残雪的文字就是把人放到‘之间’去。”这个“之间”是全文的思想核心：它是窑洞洞口与塬上之间，是干燥与潮湿之间，是明亮与黑暗之间，是生存与写作之间。
杨治军的身份为这篇文章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警帽挂在椅背上，对讲机开着，随时可能响。但就在这‘随时可能响’的安静里，我读进去了。”这句话的力量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不说的是什么。它不说“文学给我带来了宁静”，它只是说“我读进去了”。一个每天处理警情、调解纠纷、巡逻走访的人，在最不可能安静的地方，找到了安静。这个“找到了”比任何关于“阅读体验”的描述都有力。
文章中的“复仇”概念值得特别关注。杨治军引用了聂茂将残雪称为“永不疲惫的艺术复仇者”的说法，然后追问：“向谁复仇？”他的回答是：“向那种把‘苦’当作‘命’的文化复仇。”这个回答来自彭阳塬上五十年的生活经验。他见过太多人“认命”——旱年来了认了，雹子打了认了，红梅杏烂在地里也认了。“‘命嘛。’他们说。我从前也跟着说。‘命嘛。’”——这个“我从前也跟着说”是全文的情感转折点。它承认了“我”曾经是“认命”的人之一。这个承认是勇敢的。你只有承认自己曾经在“命”面前低过头，你才能理解残雪的“复仇”为什么重要。
杨治军将残雪的“复仇”与他自己的“认出”焊接在了一起。第三节中那段关于派出所调解的描写，是全文最有力的段落之一：“我在派出所值班，半夜有人敲门。是两口子打架，为的是一笔说不清的账。我调解完了，男人临走时嘟囔了一句：‘命嘛，摊上了。’我回到值班室，翻开残雪。那一刻我知道，残雪在向什么复仇。她向那句‘命嘛’复仇。她向那个男人转身时低下的头复仇。她向所有把裂缝咽进肚子里的人复仇。”残雪用游标卡尺量裂缝，不是为了证明裂缝存在，而是为了让“认命”的人没法再“认”了。杨治军巡逻时看到红梅杏被冰雹砸烂的果农蹲在杏园里叹气，他的写作也成了一种“复仇”——他没法替果农改变什么，但他可以把“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的那个动作写下来，让那个沉默的瞬间不被时间吃掉。
文章对四位作家的对照——汪曾祺、苇岸、刘亮程、傅菲——也是这篇札记的骨架。汪曾祺的“温柔”、苇岸的“谦卑”、刘亮程的“深度”、傅菲的“普通人的光”，杨治军不是简单地罗列，而是将每一种风格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焊接。“汪曾祺让我懂得世界的温柔，那种温柔藏在一碗咸鸭蛋的油里，也藏在巡逻时路过农户家闻到的一缕炊烟里。”这种写法让文学批评从“分析”变成了“对话”。
苇岸与杨治军的对照尤其值得注意。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关注蚂蚁、胡蜂、二十四节气，他的写作立足点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相遇”，而不是“一个学者对自然的了解和掌握”。杨治军在巡逻中观察农户、杏花、炊烟，他的写作也立足于一个“普通人的知识水平”，而不是一个“文学评论者的理论框架”。苇岸的“谦卑”是“蹲下来看一只蚂蚁搬家时的安静”，杨治军的“谦卑”是“转着转着，就转出了一些东西”的耐心。
文章最精微的笔触是龙井与陕青的对位。“陕青苦中含香，有股晒太阳的土味；龙井淡雅清甜，像是隔了一层什么。”这两句话本身就是对杨治军写作位置的隐喻。陕青代表“日常”和“根系”，龙井代表“远方”和“馈赠”。杨治军喝龙井读残雪，但喝陕青写自己。两种茶的交错，就是两种世界的交错。龙井喝完了换回陕青，意味着无论残雪的世界多么迷人，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塬上”。
文章的结尾是全文最有力的部分。“十全十美，不一定非要十。有塬上那条沟里的一次凝视，就有了一切。”这个收束比任何“总结”都有力。“那条沟”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的、身体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一次凝视”是一个具体的、瞬间的、身体的动作，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观看”。杨治军没有说“我理解了残雪”，他说的是“我凝视过”。这个“凝视”的动作本身，就是写作的开始。
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什么可以往前走的地方，那就是“残雪的语言”仍然没有被完全正面处理。文章谈了很多关于残雪的“勇气”“哲学”“黑暗王国”，但很少谈她的“句子”。不过，第四节中对“每天”与“永生永世”的细读已经展示了杨治军的批评能力：“‘每天’是理性的、重复的、习惯性的，‘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是荒诞的、宿命的、无法完成的。残雪把‘每天’和‘永生永世’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这就是她的方法。她不是先写一个理性的世界，然后加上荒诞的调料。她是在一个句子里，让日常和荒诞同时发生。”这段细读是全文最成熟的批评段落，它展示了一个写作者对另一个写作者的方法的深入理解。
杨治军种下了种子。种子可能不发芽。但种下去了。至于能不能发芽，那是种子自己的事。这个“种”的意象，比任何“写作是……”的宏大表述都更有力。因为它承认了“不确定”，也接受了“不确定”。一个年过半百、在黄土高原的塬上开始写作的乡镇派出所民警，用一篇近万字的阅读札记，告诉我们：写作不是“疗愈”，不是“升华”，不是“找到自我”。写作是“种”。种得很慢，种得很笨。但种下去就好。
《彭阳红梅杏文学》编辑部
202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