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想分享的，是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和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
既然现在不工作的穷人已经不是“后备劳动力”，那么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以备在需要时积极参与生产，就失去了经济意义。
表面上没什么不同的工作伦理与公共道德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道德情感的出口，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立化”（adiaphorization）的有力工具。
“中立化”进程中的一个行动，是宣布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或者说，让它免于道德评价，接受 道德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的评价。
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工具“中立化”展现了自己的价值：清醒、理性地计算成本和收益。在这些人身上花钱等同于浪费，所有人都同意，浪费是不能接受的。
独有工作伦理除外。它是经济规则而唯一能容忍的唯一变体。工作伦理不是以追求利润和竞争力的敌手，而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鼓励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