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篇第十一」17
【原文】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译文】
季氏已经富可敌国，而冉求还在帮他搜括民财以增加其势力。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
【注释】
“季氏”，此处指季康子。姬姓，季氏，名肥，谥号“康”，史称“季康子”。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事鲁哀公。此时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强盛。作为季氏宗主的季康子位高权重，是当时鲁国的权臣。
“周公”，各注见解不一。笔者以为此处似应指周公封国之后裔，亦即鲁国公室。“富于周公”，即富于鲁国公室、富可敌国之意。
“求”，即冉求，字子有，故亦称“冉有”。孔子弟子，小孔子二十九岁。冉求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理财，曾为季氏家宰。
“聚敛”，搜刮民财。
“附益”，增加、增益。
“徒”，门徒、弟子。
“小子”，古时老师对学生的称呼。
“鸣鼓而攻之”，大张旗鼓地声讨。比喻宣布罪状，加以谴责或声讨。后用作成语。“鸣鼓”，击鼓；“攻”，声讨。
【评析】
按周制，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故鲁有三军。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专权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瓜分了鲁君的三军，每家各主一军之征赋，三家由此强于公室；鲁襄公十二年，三家“十二分其国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国民不尽属公，公室已是卑矣”；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得其二。自此以后，“三家自取其税”，而“国民不复属于公，公室弥益卑矣”。
三家的僭越违礼为其家臣们做了极坏的榜样，鲁国因而陷入了国君被逐、家臣执政等一系列政治动荡之中。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身为大司寇的孔子决心以“隳三都”来削弱三桓的势力，匡正鲁国朝政。无奈三桓势力强大，“隳三都”最后以失败告终。孔子不久后便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之旅。直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时，专权鲁国的季康子才派人请回了孔子。
当时，孔子的弟子冉求为季康子家宰。冉求擅长政事，极富才干。在冉求的辅佐下，季康子权势日盛、富可敌国。但冉求仍要帮季康子再改赋税。孔子对此表示反对，并对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就是说，为政者应当依善法，行善政。要厚待百姓，要行事公正，要轻徭薄赋。但冉求最后还是帮季康子改了赋税。
三桓专权本就是鲁国乱政的根源。冉求所为不仅无助于匡正其事，反倒为虎作伥，帮季氏“聚敛而附益之”，进一步助长季氏的势力，使得鲁国礼崩乐坏的局面更加难以挽回。冉求本夫子门徒，理当尚于仁义。而今却为季氏聚敛，害于仁义。故夫子责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既是责冉求之附逆，亦是责季氏之违礼。
《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儒家之所以如此重“智”，是因为有智方能明辨是非善恶，才能进一步行义安仁。是故子曰：“未智，焉得仁？”冉求虽有政事之才，但心术不明，故只堪为以才事君的“具臣”，而不堪为“以道事君”的“大臣”。
几乎所有人一生都只能做别人的“下级”，也就是“臣”。至少也是先成为别人的“下级”。要不要帮着“上级”，也就是“君”，去行不义，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儒家君子是绝不肯这样做的：季氏曾想“使闵子骞为费宰”，但闵子骞坚辞不受；冉雍虽曾在季氏处“仕三月”，并受到季氏的礼遇，但见季氏“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二人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以及“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张。
当然，以儒家君子的标准要求普通人并不现实。但无论怎样迫不得已、不由自主，不主动作恶总是可以自主的吧？“枪口抬高一寸”也是可以自主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