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前个11月，中国外贸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全年更可能创下约1.2万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顺差纪录。国内也有不少分析其成因的文章。从官媒的深度报道，这一历史顺差是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出口结构向高附加值的“新三样”产品转型、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强劲增长，以及大宗商品进口价格走低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凸显了中国占据“从T恤衫到高端电动车”等各个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日益增多，但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的贸易势头会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出现明显放缓。
万亿顺差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和产业链韧性，同时也引发了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注。从2018年到2025年，中国的外贸顺差从3500亿美元左右上涨到10000亿美元，6年涨幅超过185%，年均涨幅超过30%。中国的制造业贸易顺差在2024年时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2%左右，而美国二战后贸易最为鼎盛的时候，顺差也不到全球GDP1.5%。2025年10月前欧盟对华逆差3100亿美元、美国2300亿美元、墨西哥1200亿美元(2024年)、印度1000亿美元(2024年)、日本400亿美元，连印尼和马来西亚各有100亿美元(2024年)的逆差，对这些逆差带来的后果就是各国政府不得不下场，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
随着中国的出口飙升至历史新高，中国政府的外贸政策和手段在国际上越来越不被接受。华尔街日报曾说过“中国的增长正以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推行的是“以邻为壑”的成长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5年中国的出口呈现飙升，但进口不但停滞不前，今年反而下降了3%。廉价目庞大的中国商品虽然可提升他国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但同时也冲击了他们本士的制造业。晚清时，英法卖鸦片给中国的原因就是除鸦片外找不到能解决贸易逆差的方法；清政府派林则徐去禁烟，理由也是“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是最重要的二个理由之一。
中国一直以来的成长动力来自于“领导层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促进出口的决心与能力”，这样的产业政策也引发外界的猜忌，《金融时报》曾在2025年11月26日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Chinais making trade impossible》(中国正在让贸易变得不可能)，该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全产业链供应者”转变，其战略目标是追求全面自给自足，导致未来可能“不想再从欧洲购买任何高附加值产品”。这篇文章迅速成为欧美政经圈讨论的热点，外界普遍担忧的是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自给自足”，这一战略的结果就是严重挤压海外各国的本土制造业和出口机会。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全产业链通吃，系统性地消灭“进口需求”，除去“黄金”外，最后连外币都不需要的时候，世界贸易的底层逻辑也就完全被颠覆了。
万亿顺差是全球贸易失衡加剧的标志，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不能找到对华出品的新增长点，基于互惠的贸易根基就可能被动摇，未来贸易摩擦将会越来越多，范围会越来越广。最近，墨西哥批准从明年起对来自与没有贸易协定的国家的某些商品进行提税，对于那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这一举动将很可能成为效仿的模板，通过严厉的对华关税政策换取美方对本国产品的关税豁免。顺差被视为经济威胁时，进一步导致更严厉的贸易和技术冲突，未来在西方G7的带领下，全球很可能对中国的经贸模式进行三个系统性的反制：高关税直接阻击中国产能输出；抨击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有害的过剩产能和市场扭曲"、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一个持续的系统性转变。
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中国进口增速放缓，折射出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紧迫性。长期的巨额顺差意味着政策在鼓励出口部门，导致经济资源向贸易部门倾斜，而国内消费和服务受到抑制，牺牲了国民消费和福利。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其经济周期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主要进口国政策变化的冲击。当全球需求收缩（如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时，顺差国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失业问题。从汇率的角度看，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会被动地向经济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进行外汇占款，如果冲销不完全，可能推高国内通货膨胀或催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泡沫。
万亿美元的顺差应该成为一个重启的信号，如何将这万亿顺差转变为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居民收入，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转向国内消费，让贸易更多地服务于提升国民福利和产业竞争力，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