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父亲总说，我这个老叔和《小兵张嘎》里的翻译官一样，“老子到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何况吃你几口烂西瓜”。
我们家原来是大家族，每一辈都大排行，父亲的这位老叔是他那辈里最小的，所以我们孙子辈，都管他叫老爷。
老爷是大老太太最小的儿子。提起大老太太，族里的人都敬畏三分。大老太太是有本事的女人，解放前抗击日本鬼子时期，经常跑关东，倒腾黄金。
据说当年大老太太关里关外跑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坐火车，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自带威严，一看就是非富即贵，而且气场十足。连日本鬼子检查列车的时候，都不敢多问。也可能老太太早已打通关节，也可能是老太太自有震慑力。
大老太太三个儿子，大儿子送去东洋留学，二儿子去了香·港。大老太太最疼小儿子，从小就让他进东洋人办的学堂，和东洋的孩子一起上学。老爷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年轻的时候，给东洋人当翻译，所以，父亲才会说他和那“拉清单”的胖翻译官一样。
老爷这样的经历，注定在那特殊的年代不好过，受了多少罪，老爷从来没说过。不过后来苦尽甘来，两个哥哥混得都很好，经常给他寄钱。
可是老爷过惯了翻译官那样的生活，即使经历了特殊的年代，生活习性一点没改，给他多少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两个哥哥去世，侄子们看他实在不可人疼，渐渐的都不理他了。
即使穷困潦倒，老爷的贵族范儿不倒。每年的清明节，老爷都会回老家扫墓。和那些众多的漂泊在外的爷爷们相比，还是老爷最有范儿。经常有不知情的乡邻问老爷是干什么的，怎么看着像个大干部。
其实那时候的老爷是一个乡镇企业做卫生的，即使做卫生，那举手投足之间，盖个县长绝对富富有余。
接着说说老爷是如何沦为做卫生的。
有一个乡镇企业进了一个日产大型设备，全厂人对说明书一窍不通。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像现在，找翻译这么容易。那时候找个翻译很难。
有人知道老爷懂日语，请老爷帮忙。老爷正好贫困无依，和厂里讲条件，要求厂里给安排长期工作，否则不管看说明书。厂里无奈，急着上设备，答应了老爷的要求。老爷也干不了别的，只能打扫卫生。老爷也算有了固定工作。可是老爷哪是打扫卫生的人啊。一来二去，还是被企业辞退了。
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清明，老爷又回来扫墓。我请求他教我日语，当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几个日常用语，然后反过来要我给他组个日语学习班。那时候我已经在学校任教，他可能觉得我有这个便利条件吧。可是当时除了我，哪还有人要学呀。这个顽固的老爷，任我求了他好几次，他也没答应教我。
后来我离开家乡，再也没见过老爷。老爷应该在早几年就过世了。带着他一肚子纯熟的日语，带着他一辈子不平凡的经历，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