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荣满和王排长，知道我要复员，也多次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在“1942”干下去。
他们的谈话，对我是一种肯定，起码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他们肯定我是一个合格的士兵，仅此一点，我就知足了。
荣满指导员告诉我，我不在1980年计划的退役名单之中，并打算让我担任副排长。
这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我那个临时建制的临时副班长兼代理班长，不是正式任命，如果担任副排长，意味着我一下子跳过正副班长两级“干部”门槛，上升3级，这在“1942”可能又会创一个新纪录。
这对我还真有诱惑力，因为我也感觉到了，当时部队面临着一场改革，而“1942”这支部队确实需要干部年轻化的改革。
当年，已经有迹象，要进行大幅度的精简，营部的那些老资格的“瞎参谋滥干事”中，已经有所传言了。
如果留下来当那个副排长，我相信，凭我的能力，一定能带出一个响当当、嗷嗷叫，作风、技术过得硬的排，以后甚至是一个连一个营。
但在“1942”，我最远也只能看到营长这个职务了，如果能够让我看到军师哪怕是团，我肯定不会轻言复员的。
我还是放弃了，虽然我不舍得离开部队，可每次大喇叭传来艺术家李先生唱的那首《祝酒歌》，我内心都会出现阵阵澎湃和振奋，我太想回北京加入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改革大军了。
很快到1979年底的复员季了，我知道参加战争去打仗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在下决心打复员报告以前，分别给父亲和那位安排我入伍的叔叔写信汇报了我的想法。
一天有一个电话从后勤打到连部找我，就是这位叔叔。
他（三年后提升为后勤前5号首长）那时候大名鼎鼎，后勤机关大院几乎人人皆知，“1942”几乎所有军官都知道他的大名。
电话那边他劝我安心工作，并且告诉我，我在连里的表现他始终注意着，暂不要退役，前途光明。
知道他始终这么关心我，非常感动。
但我还是态度坚决，我在电话里说，如果留在部队等候上学或提干，我不情愿，毕竟，北京火热的生活，实在太吸引我了。
他最后终于同意我复员（后来我考进北大，他闻讯以后，专门来我家祝贺我），家里也同意了。
就这样我说服了排长和指导员、还有叔叔，决定在1979年底复员季，打报告申请离开部队，复员回京。
部队很快就进入复员季了，每年这个时候，士兵中难免出现一些情绪不稳的现象。
很多不想复员的士兵，担心复员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又有很多想复员的士兵，担心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几乎所有老兵都有自己的想法，连队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这些老兵们的具体情况。
“1942”这支部队，像我这样仅仅服役三年的士兵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复员的，但是由于上一年，也就是1979年初，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缘故，部队没有进行复员工作，这样两年积压在一起，这一年复员的人数肯定要高于往年。
我的复员其实也算是走了个后门。
所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后门兵，当兵走后门，复员继续走后门。
但在三年的服役期，100%靠得是自己，起码有一点我问心无愧，就是在部队我执行的各项勤务中，几乎每次都得到表扬，可惜的是没有遇见一个好的机会，让我立一次三等功（士兵在日常普通勤务中，如果获得一次三等功，说明他的表现非常突出），这是我服役三年最大的遗憾。
这是我在服役期间的几张“大头像”，都是从合影中P下来的，中间一张是1977年4月份我第一次回家时照的。
